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个话题我想分为几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谈谈我国税收负担的现状，其次，由于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消费，投资，净出口，因而接下来讨论当今税收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影响，再讨论讨论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税收负担,简称税负，是指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所承受的一定的经济负担,一般以税额与税基或相关经济指标的比值来表示。按指标反映的深度来划分,税收负担一般可分为宏观税负、中观税负和微观税负三种类型。其中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当期社会新增财富的比重,是税收负担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它反映出一个国家税收的总体负担水平,是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研究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核心内容。本文对于税收负担的研究所采用的指标就是宏观税负。在有关宏观税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有小口径的税收负担、中口径的税收负担、大口径的税收负担、名义税负、实际税负、总体负担、税费总负担等名称,本文研究时也会用到其中某些名称,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在西方国家政府收入形式比较规范的情况下,广义的税收负担是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由于国外的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是同一个概念,而财政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税收收入,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税收负担应该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还不规范,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因此,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并不能说明我国税收负担内在的实质性问题。基于以上的原因,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可以把我国的税收负担用以下三个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

(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小口径的税收负担(也称小口径的宏观税负)。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税收负担。

(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称之为中口径的税收负担(也称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财政收入。

(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称之为大口径的税收负担(也称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的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另外,以纳税人实际承受税收负担的量度为依据,可将税收负担分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名义税负是指按税法计算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又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实际承担的各种税费,又称为大口径宏观税负。由于税法执行中常伴有优惠措施(如亏损抵补起征点和减免税等)和偷逃避税行为,以及客观存在非税收入(如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所以税收的名义负担率与实际负担率往往是不一致的。

税收负担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 中国一直被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从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变动上看, 自1997—2008年, 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8.8%, 而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2.2%, 税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GDP, 由此导致宏观税收负担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 关于中国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税收负担是高还是低?

1.我国税收负担的历史及现状

（1）小口径宏观税负现状。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经历了1995年和1996年的缓慢下降之后,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期,到2007年已经达到18114%, 11年之间提高了618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扭转了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不利局面。毕竟在中国经济转轨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小口径宏观税负的提升反映了国家集中财力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1990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及总体负担情况

（2）大口径宏观税负和非税负担现状。由上图可以看到, 1999年之前大口径宏观税负和非税负担的走势非常相似(毕竟非税负担作为大口径宏观税负的一部分), 1993年和1997年大口径宏观税负和宏观非税负担都出现下降,尤其是1993年的下降幅度非常大,非税负担从1992年的17137%骤降到1993年的6171%,而总体负担从29162%降至18175%,降幅分别达10166个百分点和10187个百分点。这与当时取消/两金0和清理/乱收费0有直接关系。如果大非税负担加上在统计资料中无法完全体现的制度外收入,则这一负担就更大了。[3]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 1993年以前,我国的非税收入负担高于税收负担,导致总体负担也处于高位。1993年以后,伴随着预算外资金管理方法的不断变化,税收收入负担开始高于非税收入负担。2000年后,非税负担处于5%~8%的稳定水平,这说明费税改革颇有成效。但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我国的非税负担是比较高的。

二．税收负担对消费的影响

1.税收负担通过改变居民收入影响居民

消费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能力，并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在西方的各种消费理论中，收入始终是一个关键决定因素。随着消费理论由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向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的变迁，消费的决定因素也由具体的现期收入;过去收入丰富为抽象的总收入;持久收入以及各种收入的组合，税收作为国家强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肩负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职能，理论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通过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收直接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对企业征收各种税收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可能间接影响居民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会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但税收负担不仅能改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绝对入数额和相对收入份额，而且还会影响收入在不同居民之间的分配，扩大或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2.税收负担通过改变公共支出影响居民消费

公共支出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预防性储蓄理论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只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而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入的变动<许多消费方面的经验研究发现，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影响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不仅来源于未来收入的变动，也包括未来难以预期的支出变动，如果政府的公共支出能够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弱化乃至消除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则有助于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支出，同时，政府的公共支出还可通过提供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服务以及具有积极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有效地降低居民消费的外在成本，改善居民消费的外部环境，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加，税收收入作为公共支出的物质保障，理论上可以通过公共支出的配置和使用影响居民消费，但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否一定会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却并不具备必然性，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支出能否弱化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首先取决于这些支出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另一方面，即便公共支出得到了合理高效的配置和利用，还必须考虑这些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事实上，居民消费不仅涉及食品;衣着等私人品消费，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品消费，不同类型公共支出对不同性质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尽相同，某些类型的公共支出，比如针对特定居民的补助性支出，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和缓解居民收入差距而对居民消费带来挤入效应，但有些类型的公共支出，比如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在其对应的公共品供给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反而可能对居民个人用于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的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来看，由于政府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家庭享受公共品的经济负担，无疑会增强居民在私人品方面的消费能力，但由此带来的居民私人消费品支出增加能否超过居民公共品消费支出的下降却难以确定，从国内外的实证文献来看，政府公共支出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了居民消费，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