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专题研究・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关晓红

提　要: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

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

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

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关键词:科举停废　乡村社会　刘大鹏　朱峙三　乡村士子

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已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①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②

就科举停废及其影响而言,“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间似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差。究其原因,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固然符合常理,但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形并评论其是

①②

代表性著述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文有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1—190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5—7页。

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变动时所产生的变化,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阶层的不同方面,具体影响又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阶层,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游等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反应和判断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考虑到上述情形,本文选取两位乡村士子刘大鹏与朱峙三同期的日记,①进行比较考察,以求显示更多信息,加深对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整体认识。

迄今为止,保存下来并得以刊行的清季下层士人日记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章开沅先生在为《朱峙三日记》撰写的说明中指出:“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②完整而真实的历史,应是重大与细微的结合,剧变与渐进的统一。将两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与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交互考察科举停废对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所呈现的情形,与以往的一些判断结论或有不同。而唯有尽可能多层面地通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物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来展现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变化,才能逐渐接近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

一　清季乡村士子眼中的科举制

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其他各界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刘大鹏与朱峙三日记中的记载,提供了大量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

直到清季,科举考试始终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不知有多少士子埋头八股,却每每困顿科场;在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他们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并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朱峙三出身于湖北乡村的贫寒家庭,父亲以行医维持全家生计,因祖父和叔父相继病逝,家中负债累累。7岁入私塾并决心博取功名摆脱贫困的朱峙三,17岁参加府试期间,便在日记中坦露心迹:“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③可是,科举的独木桥狭窄难行。府试未中,朱峙三便有了宿命的感叹:“至各亲友处略坐谈,均说科名迟早有定数。噫!科举取士,寒士可以出头,然老死其间未能得青一衿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①

②③

刘大鹏(1857—1942),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中举人,其长子于1902年乡试中举,遂以“父子登科”而闻名乡里。曾就读于太原崇修书院,三次参加会试未中,后离家而以塾师为业。参见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第1页。

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达明乡人,自幼习举业,1904年考取秀才,入府学,1905年进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学习,1906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曾先后担任几家报馆的主笔、编辑,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后投身教育界,在多所中学任教。1926年以后在县、省各级政府历任局长、县长、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人民政府参事。参见《朱峙三日记》,收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229页。

章开沅:《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24页。

《朱峙三日记》,1903年6月24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