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纂体例完整版

一、文选编纂背景

文笔辨析（渊源观念产生，发展）

二、分类

37 四部丛刊

38骆鸿凯

39台湾学者

三、文论（应用文）

四、编辑体例

1、傅刚论文上的

2、诗赋骚赋不收乐府选赋要求

一、文选编纂背景

（一）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1）刘师培《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开始的，其学术渊源，却可以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

并不仅在目录一门。

《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

“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汉朝立国，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

就是说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

《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刘歆传说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

颜师古注曰：“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

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以及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即基于此点。

（2）

文体类别的区分，其源始自《七略》。

《七略》的《诗赋略》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

四家赋为：一、屈原赋类；二、陆贾赋类；三、孙卿赋类；四、客主赋类。

刘向之时，属于文学体裁的大概也就是辞赋与歌诗，因此《诗赋略》虽叙为五种，实

则是两种。

东汉以后，文体发展很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八种文体。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其实远不止这些。《三国志·卞后传》注引了曹丕《答卞兰教》，其中还提了“颂”体。如果从《后汉书》著录的文体看，已远远超过了这几类。统计的结果，

大致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三十多种，可以说是文体大备了。但因为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著录或许会带有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再以《三国志》核查，其所著录文体也有十三种之多。

这一事实既说明：1、当时文体的发达2、也说明当时人对文体辨析已经区分的非常细致了，但是呢文体辨析在归类上尚无严格的体例。

史书著录的同时，本身就进行了一种辨析了。

（二）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到汉末具备了文体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即是文体增繁的事实。

（1）①这里要提到一本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也没有最终完成。

晚出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作，如三国吴谢承、晋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晔、梁萧子显的七家《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所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在诸家《后汉书》之中。在诸家东汉史作中，由于范晔的《后汉书》集诸家之大成，加之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东观汉记》于是逐渐式微，后来就不断散佚了。现存的是后人的辑佚本。说这么多呢，就是说《东观汉记》在东汉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②《东观汉记》著录了文体，已经了具有辩体意识。

《后汉书》于各人物传记中往往记传主所著文体。《东观汉记》也记录了当时人善属文的事实，并在史书中将文辞弘丽作为肯定的评语。

东观汉记》看，对人物文学才能的评论，往往是指书记一类应用文体。与《后汉书》、《三国

志》等关于能文章，善诗赋的记载稍有差别。

（2）汉末文体辨析意识，在蔡邕的《独断》中也有反映。《独断》辨析的文体有策书、制书、诏书、章、奏、表、驳议、上书等。每一文体都从其名称之来源、本义分辨谈起，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种辨析方法对后来的辨体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产生了影响。不过，《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著作，只是反映出当时的辩体意识。

与《独断》类似，汉末刘熙《释名》也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刘熙此书较《独断》又更为系统，在篇十九《释书契》和篇二十《释典艺》中所论文体有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词等，说明这些文体都是当时普遍被使用的。

刘熙之后，建安末桓范作《世要论》，亦有论文体之章，分别是《赞象》、《铭诔》、《序作》。桓范之论，又与蔡、刘不同，蔡、刘是正面考释文体的名与实，桓范呢意在批判当日文体淆乱的事实。

从《独断》、《释名》三书都将文体当作一般事物的观念看，文体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

分重视，它的地位也只是在众多事物中占有一席而已。又从二书所记诸文体看，主要还是应用性文体。

三国时期的文体辨析较东汉时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就《三国志》著录的文体看，分类都

比较整齐，不象《后汉书》那样往往将篇章与诸文体混杂记载。同时，《三国志》所著录的文体，如诗、赋等纯文学体裁基本排列在前面，显得集中、突出。

文笔一词，于三国以后，使用的意义渐有了变化，已不再仅指应用性文体了。这一词语是包括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的。文笔的区分，基本是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开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安时期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之后，晋陆机《文赋》列叙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分别指出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这也是在辨析文体的基础上对作家写作进行的指导。

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汇各体文章为总集。他还著有《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从这佚文看挚虞详细讨论了各文体的起源、发展，指出各文体的分限。

总观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可以见出对基本的应用性文体和基本的纯文学文体，经过辨析，都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

文笔之辨，以刘勰所论最为系统。《文心雕龙·总术篇》专门讨论了文笔问题。他说：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