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思考_田建荣(4星)

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思考

田建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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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院制是古今中外优秀的大学传统仍保留在现代大学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一些大学相继实行了书院制管理新体系或住宿书院制管理新模式，这体现出了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蕴。但对于其中的书院精神即使涉及到了却还是不完善。完善现代大学的书院制，必须充分发挥和利用各校已有的积淀与传统，突出书院的特色和优势，重点是彰显一种久违了的书院精神和价值存在，并要在书院环境建设方面加强设计，发挥亲切环境对学生的陶冶功能。

【关键词】现代大学；书院制；书院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18（2013）01－0060－03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书院制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

最早实行书院制的香港中文大学是全港大学中唯一实行书院制的大学，书院制是其创校至今的悠久传统。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组建。1949年秋，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钱穆与唐君毅等在香港九龙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了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翌年春改为日校，易名为新亚书院。“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钱穆揭示其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书院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又注重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由于当时学生人数少，每个书院基本都能做到学生老师一起吃饭，一起住宿。书院都是“自主招生”的，各书院均保留相当的自主权。

其实，香港中文大学也是仿效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实行的书院联邦制。国外的书院制，即住宿学院制，源于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其后为美国哈佛、耶鲁大学效仿。现今，欧美国家的许多高校都实行了书院制管理，“住宿书院制”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教育管理模式。根据金耀基所著《大学之理念》有关“剑桥书院制的特色”介绍：英国中古大学，初无定所。所谓学者皆是流浪汉。他们只要跟上一位大学认定的教师（master）便算取得剑大入学资格。最初教师或学生大概都住在所谓“堂”（hall）里。Hall不外是师生自租的客栈，得到大学的承认，并予以督管。到了1284年，衣黎（Ely）主教High de Balsham将一批穷学生收容到圣彼得教堂附近的两个客栈中，并订立了规矩。这就出现了剑桥第一个书院。在剑桥，书院到15世纪已生根，成为强有力的组织。但书院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教学向来是大学的职权。但到了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大学的教学功能逐渐转移到书院手里，大学差不多只剩下颁给学位的权力。长时期来，书院得皇室教会之眷爱，财源丰富，大学则相形见绌。在18世纪，书院确有“喧宾夺主”之势［2］。

由此可见，从渊源来看，无论是剑桥大学还是香港中文大学，都是先有书院，进而在书院联合、合并的基础上形成为大学。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应该说都是该大学学校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实行的书院制，实为书院式学生管理体制，是在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书院制度的基础上，仿效国外住宿学院，在当代大学中实施的一种新型的学生管理体制。它主要是以学生宿舍为管理的空间和平台，以学生公寓为生活社区，旨在对学生实施通识教育，并承担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与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教育任务。本质上是一种学生社区生活管理模式［3］。

虽然这些大学多数书院的名称都以本校历任的著名校长名字命名，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如西安交大就有文治书院、彭康书院和宗濂书院等，复旦学院也分别以马相伯、李登辉、颜福庆

06江苏高教2013年第1期

和陈望道四位复旦大学历史上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的名或字命名，建成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个书院。每个书院均有各自的院徽、院匾、院训楹联、院旗、院歌、书院主题色等，试图由此承续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文化资源和本校文化精神，事实上也已经发挥了某种作用。书院制的实施，增强了学生间的交往，通过书院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与行为养成教育，明显改善了新生入校后对学习生活的不适应以及懒散问题，整体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和个人气质。但目前可能还仅仅只能起一个符号标识的意义。

二、书院必须有各自的文化，独树一帜

香港中文大学每所书院都是独树一帜的，有各自的文化。先前建立的四所书院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文化传统非常鲜明，如新亚书院比较看重中国文化，崇基书院崇尚基督教，联合书院意在传播世界文化，逸夫书院则注重通识教育和高科技素质的培养。新增设的5间新书院，也既有独特的性格，同时与大学整体的教育理念相呼应，致力创造亲切融洽的书院生活和学习环境，让中大师生互动交流，并提供关顾辅导、全人教育与通识教育，复以各类正式和非形式教育活动，扩阔学生的视野。晨兴书院以培育学生为香港、全国以至全世界社会服务为书院的使命。善衡书院着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立下基础以贡献社会、造福社群。敬文书院和伍宜孙书院则注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发挥自助助人精神，立下基础以回馈社会，为国储材，令学生有丰盛人生。而和声书院除注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外，更深切盼望能协助学生扩阔对本港、国家及世界的了解和联系，以利他们日后能成功建立个人事业，并鼓励他们积极回馈母校及社会［4］。

从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的具体功能来看，有人形象地描述为：大学本部主要管学生的学业，而书院则负责学生的生活和通才教育。即专业学院负责学术事务，书院主要负责学生事务。一个是父亲的角色，一个是母亲的角色。“学院是爸爸，书院是妈妈。”学院专注学生学科专业方面的发展与培养，书院则提供通识教育、文体娱乐、辅导等其他活动。具体来说，香港中文大学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书院的身份和一个学院的身份，学生进入大学后，首先要选择专业，第二要选择书院。根据学习意愿、兴趣和特长等学生可以选择不同书院、不同寝室，从而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很好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在描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书院放在前面，学院放在后面［5］。

金耀基在1976年论及“剑桥书院制的特色”时也曾说：剑桥现在共有30个书院。最老的圣彼得书院已有七百年的高寿。最新的罗宾逊书院则刚刚诞生不久。剑桥三十个书院，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如三一书院、皇家书院）院士逾百，学生近千；小者（如鲁茜、开温第士）院士不达三打，学生不过百余。且书院之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亦各有异。30个书院，有30种风格，30种情调。“从伦敦去剑桥，你心目中只有一个剑桥大学，但到了剑桥，则你只看到一个个的书院。诚然，书院是剑桥的灵魂。”［6］我国古代书院也是相对独立、自主的教育机构。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游离于官学和私学之外，取官、私学之长，避官、私学之短，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彰显于一个特殊的教育层次领域内。特别是有学派、有大家，各具特色是书院最为突出的特点。由于古代书院大多系私人或地方开办，故能以其条件之不同，因地、因师确立本书院的办学方针，这样在历史上便形成了诸多风格不同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可以说，在当时，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学术中心，一个书院就代表了一个学派。比如，朱熹主持的书院是讲理学的；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着力宣扬心学思想；清初颜元主教的漳南书院旨在兼容并包，以讲求实学为主；东林书院则致力于裁量人物、讽议朝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可见，着力促成学术民主气氛的形成，大力培养和鼓励创新的意识，使不同的理论观点能展开讨论和实践，是中国古代书院在科举时代最为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是说，设立书院首先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三、实行书院制重在体现书院精神

我国现代大学基本上是移植于西方，在长达百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断裂传统直接导致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重读古代书院，人们发现，古代书院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宝贵的精神传统，集中体现为对生命意义充分关照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断超越现实的创新精神。陈平原在其《大学何为》中指出：“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7］张君劢在1935年设立学海书院的旨趣中就指出：“近来的大学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里面只讲知识，而不讲做人”，学生毕业后怎样做人、如何治事，学校毫不负责。他希望用书院的精神负起这个责任［8］。

那么，这个久违了的书院精神与价值存在是什么呢？在胡适看来，所谓“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二是讲学与议政；三是自修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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