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苏轼黄州词

也说苏轼黄州词

韩国强：也说苏轼黄州词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苏轼一生作词三百多首，而黄州的词作就有近百首（一说超百首），占他全部编年词作的约四分之一。饶晓明著文指出，“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①。苏轼作词始于“神宗熙宁五年，他出官杭州以后”②，谪居黄州，他的词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顶峰。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种文化现象引起历代评论家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休将白发唱黄鸡”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在《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二）写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安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乌台诗案”，苏轼惊魂未定，被贬至黄州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他带着惶恐的心情到黄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③，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写照。苏轼初到黄州就遭遇着贫穷和饥寒的困扰。他给章子厚的信中透露出他但时的困境：“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

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又在给门生秦太虚信中陈述他初到黄州的生活窘况：“痛自节检，自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苏轼居黄州的饥寒生活可见一斑。

生活饥寒交迫，疾病也随之而来。他在给陈朝请信中说：“春夏以来，目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又在给蔡景繁的信中说：“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左目，几失明。”由于水土不服，他先后患过腹泻、臂疾、中暑、水疫、疮疖、红眼睛等疾病。

更有甚者，“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六亲不相保”，“亲友至于绝交”④。

苏轼初到黄州，内心充满着困顿与矛盾。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有“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沉痛感受，但“他的心情没有一天平静过，笔墨没有一天停止过；只是不直言其意，借笔抒发其内心真情”⑤。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最能反映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乐观进取的情怀：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作品由兰溪而西流而想到人生可再少。这是词人“对失去了的青春的热情呼唤，是不甘寂寞的表现。”⑥于是有“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⑦的感慨。

我们考察苏轼谪居黄州的经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躬耕东坡，自食其力。饥寒交迫没有使苏轼消沉，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他得到故营地数十亩，开始了经营田宅之举。他从劳动中得到了欢乐，免除了仕途风波。他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和南堂，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

二是“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⑦。我们查阅苏轼谪居黄州的文学作品，惊讶地发现，苏轼改变了创作的路数，“干脆改弦更张，利用‘谑浪游戏’的‘小词’来自由充分地灌装心里的苦酒。”⑧这个时期，他的词作明显增多。

二、抒情言志，“小词不碍”

苏轼创作路数的改变是有其原因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说出“不复作诗文”的原因：

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答秦太虚》之四）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之二）困躓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庻几免矣。虽托云向

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危，不甚为人所憎公耳。（《黄州与人》之二）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苏轼因诗而下狱。据宋人朋九万《乌台诗案》载，苏轼的政敌何大正、舒亶、李宜之、李定等收罗“苏诗”，“笺注”，罗织罪名，把苏轼打入狱中。“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差点丧命，被贬黄州，便格外小心，“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以免“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

我们仔细审视苏轼的书信，他只说“不复作诗文”，并不包括“词”。

关于苏轼的黄州词，王兆鹏、陈冰清、莫励锋、饶晓明等先生都有精辟的论述。

苏轼选择“词”来抒情言志，是由于当时社会对“词”的认识，以及苏轼在黄州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胡寅《题酒边词》对苏轼以前的五代北宋人“诗尊词卑”有一段论述。他说，“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当时人把词作为“遣情娱兴”的小道，我们还可举出一些例子。

其一：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