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

晋商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

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

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

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

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晋商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

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

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

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
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

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
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800万两，实际集股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

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

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
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徽商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

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

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

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

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

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

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

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

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

这样
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

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

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

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

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

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富商大贾,其中猗
顿经范蠡指点到晋国西河(山西,陕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数十年间胜于王侯,后来人们更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与范蠡一起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一说.猗顿与白硅这两位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富商大贾,都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
到了汉,隋,唐,宋,元几朝代,随着并州(今太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突出,山西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值得一题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就是河东道太原府文水县人,她父亲就是文水县一位经营木材生意发达的富商,他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太
原起兵的关键时刻,不计较后果出重资襄赞.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武则天的父亲被
封爵任官,担任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一类的官职(我想武则天能够进宫,这也是重要原因吧!).还有就是到过山西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山西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在武器和其他相关军需更加出名.葡萄数
目也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商战经验,一旦出现良好的商机,这种传统和经验就会聚合成巨大的能量爆发.山西人善于经商的传统与明清晋商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系,是晋商崛起的土壤!
那么，晋商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在当时来说，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明朝政府建立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了开中盐法（当时的盐业是由朝廷经营的），为明朝时期晋商崛起创造了重要的机会．何谓开中盐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刚刚建立，溃败大漠之中的元蒙残余势力不断南下骚扰，为了维护北方地区人民百姓的安全和国家主权成为了明朝政府的当务之急！明朝政府只好沿蒙汉旧长城一代修筑工事和驻扎大军，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