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叙事学分析

《红高粱》叙事学分析

摘要：新时期以莫言《红高粱》为代表的新历史家族小说叙述家族祖辈的传奇人生，在叙事分层、叙事视角、叙事者上都与以往的家族叙事呈现了不同的面貌，通过英雄神话表达了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关键词：红高粱叙事分层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学

1985 年代前后，寻根文学兴起，作家们将目光转向了历史与文化深处，以莫言《红高粱》为代表的家族历史小说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从世纪初的“离家”到新时期的“回归”，看似是绕了一圈，可是从叙事话语、叙述视角以及叙述身份等方面来看，它们与以往的家族叙事相比，都有着显著的改变。本文试图从叙事分层、叙事视角、叙事者身份等角度切入，分析新时期家族叙事的嬗变以及内部的复杂情况。

一、从叙事分层看《红高粱》

任何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二者的关系在作品中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讲述一个故事有许多种方式，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如何讲述直接决定这种效果能否实现。对于形式的琢磨，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阅读作者的思想，而这种阅读，有时会比作者的夫子自道来得更为真实。

从总体上看，小说的第二部分与众不同。无论内容还是结构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部分叙述的是，“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我父亲

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为此，“我”查阅了县志并走访了村中当年幸存的老人。这种调查方式是常规的。叙事方式也是常规的。“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恪守一切叙述规则。这里涉及到的事件在其他部分中被充分展开描述。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将第二部分称为序列A，其余则称为序列B。

很显然，这里出现了叙述分层，即“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变成另一层叙述的叙述者，也就是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①这种形式上的安排为读者呈现了序列A 与序列B 的关系：前者是原始素材，是提纲；后者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成。前者真实，后者虚构。即所谓感情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这里有如给我们展示了创作过程的一个环节，有着非常鲜明的元小说的味道。

二、从叙事视角看《红高粱》

作为长篇巨制的家族叙事，全知视角的运用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不管是20、30 年代控诉与拯救为主题的家族小说还是50 至70 年代的阶级家族小说，大多数的作者都是采用这种全知的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使得叙事者能够介入各个人物的行为和内心世界，充分掌握着事件和人物的各个方面，并随时将自己的眼光转移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去，由他们来观察和讲述；但不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叙述者将不同的眼光统一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充分保障自己全知全能地位和对事件和人物的基本价值判断，同时这种叙事也造成了叙述者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姿态。新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转型，价值观念的颠覆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新历史家族小说中的叙事者

不再为时代代言，在作品中的位置也由中心转向了边缘，他们仅仅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讲述家族故事。叙事中的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了，叙事视角也由全知转变为限知，叙事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与作品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红高粱》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儿童视角，通过孩子的眼光和心灵来观察成人世界。所谓儿童视角，就是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的一种叙事策略②。儿童处于成人世界的边缘，用一种窥探的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待成人的世界，剥离了覆盖在生活表面的伪饰，还原一个充满质地感的生活世界，文本的叙述者改变成年人的视角，以儿童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进入叙事系统。由于认知的限制，复杂的生活形态使他们不能进行理性价值评判，因而道德化的议论和说教退出文本，“讲述”成了“显示”，也无形当中拉近了叙述者与文本人物的距离，家族生活或历史在他们眼中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红高粱》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孩子，通过“我”之口去讲述爷爷奶奶他们富有激情的生活，也因叙述者“我”与爷爷奶奶的血缘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也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使得故事更接近真实。

“我爷爷”是个土匪兼情种，他杀人越货藐视王法与奶奶的恋情也是违背道德的，奶奶是已嫁之女，爷爷作为奶奶的轿夫却在半路调戏，之后又杀了奶奶的丈夫一家彻底地霸占了奶奶。在外人眼中

爷爷应是个十足的坏人，可是因“我”的叙述却溢出了一般的道德法律层面，爷爷的杀人行为成了惩恶扬善，与奶奶的不伦之恋也成了他们敢爱敢恨、充满活力与激情的血性生活的见证。尔后对爷爷奶奶抗日行为的描述也为爷爷奶奶生活增加了传奇的色彩，所以才会说爷爷是“最王八蛋的英雄好汉”。而奶奶戴凤莲也因“我”的叙述，将她无视伦理道德的行为演变成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活力生活，“我的身体是我的，由我自己做主。”爷爷奶奶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个体生命就像扎根于大地，激情蓬勃、野性燃烧的红高粱。“红高粱”意象和“酒神精神”是先辈强悍风流的生命力的象征，并升腾为神话“图腾”。

三、从叙事者看《红高粱》

在《红高粱》中，莫言以英雄神话将家族历史改写成了祖辈们的抗日传奇。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家族历史故事重新诉说或再度书写，实现了改写、解构或颠覆既往话语的目的，并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述。这种叙事话语与题旨的转变，与叙述文本所采取的新的叙述方式有着必然关联。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说：“对于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前者主要解决讲什么，后者则必须解决怎么讲。”叙事方式是指叙述文本设置何种叙述者，采取何种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它不仅是形式问题，还透露出作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意识，传达出时代审美理想的特质。

新时期历史家族叙事中，作家再次转入对“人”的关注，但不

是五四时期的大写的“人”，作为典型昭示“共名”，而是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小说凸显他们的生存方式。叙事者也是“子”的形象，但此时的叙事者朝着边缘性立场退却，不再作为时代的民族国家的代言人，而是仅以子孙的口吻讲述“父”的革命/传奇人生。《红高粱》叙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以及父执辈的往事，他们成为作品叙事的主体，叙述者（子）在叙事形式上弱化了对文本的介入，而且叙事意识也由主流化悄然转化成了民间化，甚至对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了质疑、否定。

参考文献：

①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第117页。

②张红萍.女人做自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