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选择适应论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

——简评《翻译选择适应论》

刘云虹许钧

翻译研究有多种途径，包括语言学途径、文艺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等，最近，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著作：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将翻译理论放入“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选择/适应”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主体、过程、原则、方法和标准等加以解释，从而探索和建构翻译研究的生态学理论新途径。

在《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引论”部分，胡庚申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关于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宏观研究”（胡庚申，2004：4）。杨自检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式与任务》中曾把翻译的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翻译微观工程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口译、笔译和机译的技巧和各种手段，是翻译实践的技术性总结；二是翻译中观描述性研究，主要对翻译全过程按时间顺序、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分层次进行描述；三是翻译宏观理论研究，即用哲学家的眼光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4个维度上探讨译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杨自检，2002：16-17）。同时，他明确指出，“从我们已有的成果来看大多集中在工程技术层次，描写层次的成果也不多，理论研究的就更少”（杨自检，2002：19）。作为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一直以来没有被理论界足够地重视，已有的研究大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面对这样的翻译理论发展状况，胡庚申教授勇于选择发展相对薄弱、颇具挑战性的宏观理论作为研究课题，力图开拓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途径。那么，什么是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内涵是什么？只有澄清这个问题，译学研究才有可能具有普遍性、哲理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作者在分析了译界对上述问题的相关论述之后，认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翻译理论应当同时具备这样一些理论元素：译论立足的哲学基础、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与译评的标准，以及对翻译中各类现象和矛盾的解释等”（胡庚申，2004：57）。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的“适应/选择”

学说为理论基础，对翻译本质、过程、原则、方法和评价标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证分析。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引论”，介绍研究的背景、目的、假设、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议论相关研究评述”，对各个学派和不同视角的相关译论研究以及译界对“适应”、“选择”的认识加以分析；第三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哲学理据”，阐述翻译活动与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通融性、“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的解释，以奠定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基础；第四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译者主导”，确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论述译者的适应机制和制约机制；第五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解释功能”，用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分别对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进行分析、解释；第六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实证调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读者”的视角进行调查，从实证方面对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有效性做出检验和证实；第七章“翻译选择适应论的主体描述”，通过验证“引论”中提出的假设，确立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适应论的理论框架。

正如作者在“研究的背景”一节中所言，之所以选择“翻译选择适应论”这一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种“尝试从新视角探索译论的冲动”。的确，作为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理论著作，《翻译选择适应论》以其鲜明的特色，给译界带来了新的思考，就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1．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在“引论”部分，作者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彰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促进译者自律、自重，以便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理论支持，最终确立翻译活动中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4：10）。可见，作者所探索的翻译的适应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以译者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为“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04：97），即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一切适应与选择行为都要由译者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并实施操作。可以说，没有译者中心地位的确立，“适应”和“选择”也就无从谈起。我们知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即翻译活动的承担者，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要作为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读者去理解原作和原作者，并受到一个“巨大的信任的支撑”，

相信原作中的美“绝非邂逅相逢的效果”（Sartre, 1948 : 68），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作为阐释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被阐释空间。于是，译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洪堡特古老的两难处境：“每个译者必然遭遇以下两种危险之一：他要么过于严格地遵循原文，而牺牲他的读者的爱好和语言；要么过于严格地遵循他的读者的独特性，而牺牲要翻译的作品。”（A.Berman, 1999：72）正因为这样，翻译活动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并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之时，仍然被比作仆人的工作，服务于两个主人：原作、原作者、异语（第一主人）和读者、本国语言（第二主人）。而译者的悲剧还不仅仅于此，如果他选择了原作、原作者、异语作为主人，渴望能够将其中奇特的东西带入他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去，那么，对于读者而言，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陌生人、一个叛徒，这种“将读者带向作者”（施莱尔马赫语）的企图很可能会失败，译文也许变成一篇艰涩难懂的文字；然而，如果他试图“将作者引向读者”（施莱尔马赫语），而兢兢业业地改编一部外来作品，那么，毫无疑问他将背叛外来作品，当然也就背叛了翻译的本质。也许，译者必须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入于“化境”，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陈福康，1996：421），才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然而，所谓“化境”，毕竟是一种或许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永远都无法企及的理想境界。撇开译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说，单就“理解”层面而言，译者便不可能隐身于原作之后，抹去自身的痕迹，成为读者与原作之间谦逊的中介。因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解一样具有历史性、主观性和创造性，而原文中也不再只有某个既定的、权威性的意义有待阐明，它所提供的乃是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及解读、阐释的自由空间。正如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在对某一本文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加达默尔，2002：492）。于是，奈达所谓“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也被乔治·穆南驳斥为“一种停止的、试图一次完成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必须打破译者的传统身份，肯定译者的主体性，或者说，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翻译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