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

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 ）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相毗邻的独特地域。其中蒙古草原又是历史上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无论是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十分典型，又可称为“内亚”（Inner Asia ）。“内亚”在学术话语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最初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在传统史家记事之中，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曾反复出现，而当代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内亚”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域，越发地重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了。

众所周知，辽王朝就是由蒙古草原东部松漠地带契丹人建立的，其疆域向西深入内亚腹地，东抵太平洋，南则深入中原定居文化地带与宋王朝相邻，至少将草原游牧、森林采集、定居农耕三种社会类型涵盖其中。在二十四史之中，独

《辽史》专设《营卫志》《部族志》记述带有内亚游牧政治特征的斡鲁朵制、部族制。目前经过箭内亘、傅乐焕、杨若薇等多位学者的探索，已经基本能够确认辽朝政治中心是随着皇帝“斡鲁朵”在捺钵地之间进行四时移动。这种政治现象承自契丹建国前的可汗牙帐随时迁徙的传统，具有典型的内亚游牧政治风格，又被称作“行国”政治。然而，对于如何看待辽王朝内亚游牧传统的历史定位与影响，学界颇具争议，其背后无不受到内亚史研究视角的影响。笔者仅据视野所及，对外国内亚问题意识与辽史研究之关系略作评述。

日本学者的满鲜史观与北亚史观

上世纪初，日本为服务于“满韩经营”，实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满鲜史”研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田村实造等学者纷纷先后

加入研究队伍之中，形成研究热潮。这也开始将契丹、辽朝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中进行阐释。从学术史角度看，日本学者最早采用了近代实证史学与阿尔泰学方法对契丹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基本理顺了契丹诸多史事、地理等问题，津田左右吉提出辽朝二元统治体制论一直影响至今。然而，这种研究的最终指向却是要通过强调契丹、辽朝的内亚特征，来否认与中国之联系。日本“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即认为东洋

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立论依据正是从当时流行的

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之范畴。

二战之后，美国学者魏特

夫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

《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一书。在该书导论之中，

作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典型的唐宋等王朝分属中国帝制王朝的不同类型。作者认为契丹的军政中心在于部族地区，而不在中原，契丹社会皆维系着游牧部族政治传统与军事组织形式。契丹人不可能被汉文化完全同化，更可能是形成混合契丹与汉文化形成第三种文化形式。征服王朝论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中北族王朝不同于汉制的内亚社会传统，对契丹入主汉地之后的两大文化类型的交融与适应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与唐宋社会发展相并行的北方王朝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又因其内容引证详实，加之辅

有德国学者门格斯对辽史中契丹语汇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至今仍是西方学者讨论辽朝历史所参考的最主要著作。

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朝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学术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巨大反响，在征服王朝论的基础上提出北亚史的研究立场。田村实造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三册，在详细介绍魏特夫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引入北亚史与中

国史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征服王朝多是由北亚民族入侵、征服、支配中国而建立，属于北亚游牧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形成部族-州县的二元体制，北亚民族与中国民族经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与适应，形成很多新的文化特征。而在辽史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属于中国史序列之外。其基本理由在于强调辽朝政治、经济中枢皆由契丹人掌控，农耕汉民主要是契丹获取财赋的来源而已，而政治文化方面契丹也具有自身的特征，与汉制并不相同。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将辽朝史视作北亚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他们视北亚世界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地域，将勃兴于北亚的匈奴至突厥、回鹘诸帝国视作北亚世界的古代，其特征是这些帝国皆是部族联合体国家，氏族制传统浓厚。田村实造

认为辽朝所代表的征服王朝则是对部族社会进行重组，通过封建关系确立了新的部族体制，消灭了旧有氏族制的影响。在国家体制上，引入中国君主专制与官僚制度，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护雅夫认为征服王朝的特征是农牧混合政权，发源于回鹘帝国，而兴盛于辽朝。所以，在日本北亚史论者看来，辽王朝代表了北亚世界的发展进入中世阶段。

日本北亚史观注意到内亚游牧部族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共同特征和连续性，并结合社会形态演化学说将辽朝二元王朝体制描绘成北亚社会的封建制发展阶段，其区域史研究的取向与西方学术界流行至今的内亚社会研究有共通之处，皆强调从内亚历史的延续性来讨论。然而，因受到当时近代社会科学思潮局限性的影响，北亚史观仍将古代中国刻板地理解为汉民族文化为主的定居农耕社会，将内亚世界诸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范畴之外，这无疑是混淆了区域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区别。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毫无疑问，这与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内讨论的“征服王朝”模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总而言之，上世纪在辽史研究界较具影响的日本满鲜史观与北亚史观前后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将辽朝的内亚性传统割裂出来进行特别强调，以至于内亚社会这样一个中性的区域研究单位逐渐被贴上了非中国的污名，即使此后中国的部分辽史研究者也认为要力图将辽王朝置于汉化语境之内，与内亚传统划清界限，才算是论证辽朝属于中国历史。对辽史二分对立，非此即彼的刻板理解，致使学术界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现象：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将魏特夫关于多元文化涵化的观点也列入日本的“征服王朝论”一并加以评述或抨击，有

专题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学人13

孙昊

从内亚视角看辽史，不是要将辽王朝归入内亚草原帝国，或者所谓“北亚史”之序列，而是使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情境，客观地认知辽代历史的多元性。辽王朝将东北森林地带、内亚草原与中原农耕三大历史地域统合为一，为内亚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搭建桥梁，奠定了未来中国北方社会的发展基础。

（下转14版）隰

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

白鸟库吉与他的著作《东洋史上关于满鲜的地位》

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

魏特夫与他的著作《中国社会史·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