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隐逸文化

内容提要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6 意人生。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文人;仕宦心态;吏隐;居士

宋代的隐逸文化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前此历代的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并蔚为大观。在各类隐逸形态中，最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所青睐的是虽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并因此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

一

仕隐问题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便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孔子所谓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卫灵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1］（《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1］（《述而》），孟子所谓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2］（《公孙丑上》），看似机变、通达，“无可无不可”，实际上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一旦现实社会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那么士仍然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1］（《季氏》）①。道家虽也重视平治天下，但更强调治身，以遁隐为尚。虽然庄子也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3］（《缮性》），与儒家机变、通达的仕隐观有相通之处，但其真实用意则是主张“隐”，而绝意于“仕”。原始的印度佛教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虽然日渐世俗化，入世的色彩越来越浓，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它并没有以入世作为最终目的，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儒、道、佛三家关于人生出处的不同方略，左右着士人的人生选择，使他们在出与处、仕与隐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果断的抉择。“仕”的负面作用则是士人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不得不屈从于个体对于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若想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只能从“隐”中求得。但是，这既与士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2］（《公孙丑下》）的经世态度相凿枘，“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1］（《微子》），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国家政权提供的经济和物质保障，要时常陷于衣食无①清人刘宝楠解释此句曰:“隐居求志，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也。……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也，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论语正义·季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关于“吏隐”一词究竟始于何时，蒋寅先生说:“从现有文献看，它在唐初已开始使用。……唐代以后，吏隐一词便成常语，为官人所津津乐道。”（《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载《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着的窘境。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2］（《滕文公下》）士之仕宦与农夫之耕作一样，都是谋生的方式。但与农、工、商相比，士尤有不堪者，“农工商各守其业，虽有逢年之丰啬与夫奇赢操作之不同，然守其业皆可泽其家、糊其口，大约不甚相远也。若夫士则不然，有遇与不遇、得志与不得志之殊:其遇而得志，则万钟之富、公卿之贵，韩子所谓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否则有藜藿不饱、鹑衣不完，甚有一饱之无时，坎困苦，无所不至” ［4］（卷八《百愁集序》）。士而不仕，犹如农夫不耕，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更不用奢望万钟之富、公卿之贵了。虽然晋代以来“坐而获逸，遂其宿心” ［5］（《王羲之传》）的新型仕隐观开始逐渐消弭了仕隐之间的界线，但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宋代的士大夫文人在仕隐之间同样面临着两难选择。即以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代表人物苏轼为例，当其在仕途上数度起落、备尝坎后，早有归隐的打算:“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行香子·述怀》）“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 （《蝶恋花·述怀》）但这种有酒盈樽、有田百亩的田居生活他却一直未能得到，只是一味地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夜归临皋》）“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忘却营营”、“无缘”归隐呢?其实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缺少归隐的物质生活保障:“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溪山，恨无人借买山钱。” （《浣溪沙·感旧》）“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二是牵于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次韵蒋颍叔》）“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 （《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在当日士大夫文人中，如苏轼这种心态和处境者，绝不在少数———“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 （苏轼《迁居临皋亭》）如果不是老而致仕，又有几人能有勇气与官场彻底决绝而归园田居呢?

“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 （王禹偁《扬州池亭即事》），一方面舍不得世俗的牵挂，一方面又想获得隐逸的乐趣。既然如此，就总得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消弭其对立、化解其矛盾，而前人发明的虽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这种生存方式②，使仕与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之兼容兼得成为可能。

二

关于“吏隐”，或以为是指“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 ［6］（P123），但考察宋代士大夫“吏隐”的实际情况，大多数却是因为“唯惭恋禄俸，未去耕田畴” （王禹偁《月波楼咏怀》）。国家俸禄是士大夫们赖以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