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孤灯读奇书 张贤亮自述

本文是张贤亮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为张贤亮亲自定稿的未删节版。原标题《雪夜孤灯读奇书》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述说着一个故事，破玻璃仍闪闪发光，它曾把空间隔离出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过它遥望蓝天碧水，展开幼年漫无边际的幻想；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2岁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如此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

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可想而知，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这种毫无仪式感地押送我启程去“教养”，让我颇为失落。

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书仍如刚下装订机一样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例行检查时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地繁重劳动，加上深入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走着、走着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出工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

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玲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肃宁夏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亲眼看到一对躺在炕上的老人脚下的铁锅里，煮着一个刚出生的死婴，令我当场把胆汁都呕吐出来。那正在10月份，还有点收获了的庄稼残留在地里，一路拾庄稼带乞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看，那简直是《巴黎圣母院》里“乞丐王国”的再现，唯一少了些浪漫。

这时，我就像《出埃及记》里摩西率领的那帮逃亡的以色列奴隶中的某人，竟怀恋埃及法老的“肉锅”来。劳教农场毕竟一天有三顿稀汤，只要躺着不动，一时不至于死还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后10天，所见所闻可以写出一部厚度不亚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当年自然没想到这是宝贵的写作素材，只是饱含着眼泪回到似乎阔别已久的农场。

与外面世界相比，我愿终生在这里“教养”！到了农场场部门口（“二小时队”所在地），实在没力气再挪动一步，像死狗一样瘫在墙根下。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走出来，瞥了我一眼，带着嘲讽的口气笑着说：“饿得受不了了吧！进去吧！”他领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残汤，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洁净如洗。然后，他又带我到一个有篮球场那样大的仓库去认领我的物品。那里面堆满了逃跑和死亡的劳教分子留下的东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黄色藤条箱，只装了一床渔网般的棉被和包着破布的《资本论》。

52年后，我居然在银川市古玩市场再次见到这位管教干部。聊起来，他还比我小一岁，已经白发苍苍，开了一家古玩店，对过去我俩都避而不谈，他兴奋地捧出他的珍藏让我看，真的有几件价值上百万元的宋元明时代的瓷器。这里，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从来没有遭受过人身侮辱，处处遇见好人。

“文革”时我多次被批、被斗、陪过绑、上过杀场，可是将我五花大绑的农垦战士还是跟我嘻嘻哈哈，他们一边绑我一边吸烟引起我的烟瘾，我还叫他们给我吸几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决不见外地把烟头塞在我嘴上，笑骂道：“狗日的！只许抽两口啊，多抽一口揍死你！”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使我发觉整个所谓“政治斗争”不过是玩笑。上面施行“愚民政策”，下面自有“愚君政策”。愚民永远有对付统治者的办法，见招拆招，把所有的“斗争”和政治措施都一一化解为玩笑。这就是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以互动、看起来上下一致的润滑剂。

现在，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了几千几百万人，统计上还有争议，有人要秘而不宣，有人要查个明白，而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弄清楚的必要，那不过是玩笑开得太大了而已，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我的小说中从来没出现“坏人”，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有人就有人性的闪光，就有玩笑。我不会写“坏人”，或者说我不会把人写坏。

即便因为我是主动“归队”没有再给我处分，但身体不饶我了，“二小时”也不能干了，开始发烧，大口咳血，稍一动便头晕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复工作后检查身体，医生仔细端详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钙化点，说我曾患三期肺结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医生哪知道我还真的死过了。我生死之际以及死而复活这段经历，至少可以铺陈出一万字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