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中的和谐生态美因素

一、沈从文创作中的和谐生态美因素

和谐之美是古今中西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美的理想形态。早在《尚书》中就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追求音乐和谐的思想及和谐所达到的人神共和的理想效果。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也曾经就音乐谈到美的和谐问题：“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美是和谐的。”这和《尚书》的认识有惊人的相似性。黑格尔则用辩证法系统阐述自己的和谐观：“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他们的统一。”[1]当代学者周来祥先生对和谐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是和谐，美是感性对象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和社会、个人与自己的和谐。”[2]和谐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们通常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二分，强调人和世界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共生、物我的交融。

沈从文没有专门的哲学美学著作，他的哲学美学思想都是在他一系列的小说、散文以及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中流露出来的。自觉地追求和谐的生态美是沈从文创作中的应有之义。沈从文在谈自己创作的动机时曾经说过：“美丽，清洁，智慧

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完全一样。这点情绪催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道德的努力。”[3]把人世间的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来表达对“道德的努力”是先生孜孜不倦的无悔追求。沈从文研究专家、美国的金介浦认为沈从文的上帝是生命。对于生命现实世界的和谐地、诗意地生存是沈从文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美学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生命‟、…自然‟和…力‟，其本体论最终落脚在求真、善、美的最高统一。他以认识生命、自然为始，以爱生命、爱自然达到最高圆满为终。”[4]

李亦圆在《中国文明的民间文化基础》一书中曾经论述过民间文化“三个层次均衡和谐”的问题。首先是自然系统的和谐；其次是有机系统(人)的和谐；最后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被他称为“致中和”，也就是和谐的生态美。[5]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这样一个和谐美的典型。对故乡湘西的一往情深的赞美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最能引起人的遐想和向往的桃源世界。湘西绝大部分是云贵高原的东部边缘处，地貌多为喀斯特地形，地理环境很复杂，再加上由于这里是四川、湖北和湖南三省的交界处，政府管理相对松散，所以形成了此地较为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湘西人的活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多，往往是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的和谐相处。由于其封闭性，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发展相对滞后，接受现代商业文化气息的熏染较少，所以这里的子民多保留了具有浓郁古风的世俗民情，形成了人和人，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局面。

而《边城》又是所有湘西桃源牧歌中最为淳朴动人的诗篇。它“摆脱了早年创作中有时不免流人荒诞不经的那种猎奇倾向，使读者认为这些小说既有令人沉醉的诗情画意，更具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 ，反映湘西一带风土人情中着力描绘人情美，刻画劳动人民内在的心灵美，歌颂人性向善发展的一面”，[6] 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形态。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恩格斯曾这样严厉地警告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在恩格斯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似乎还显得有点骇人视听的话，今天我们就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自然资源的匮乏，森林面积的锐减，大气、水、土壤的严重污染，能源的危机，大量物种的灭绝.. 。也许恩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人对自然的每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实质上，并不是自然在惩罚和报复人类，而是人类没有很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人往往把自己当作了自然的主人，他们为了掠夺自己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惜一切，结果把自然当作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使自然界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目光短视的人类可能在高唱征服凯歌的时候早已经忘记了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当人为自然而存在时，它就会给人类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也许正是在自然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今天，我们才会更加珍惜《边城》所描绘的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大漠秋风西北，杏花春雨江南，山清水秀的小城茶峒是位于湘西的一个小县城。江南特有的温润孕育了这个美丽的小城：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 小溪流下去，绕山蛆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边城》

这里沈从文借鉴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写意技法，用的是自然、平实、质朴的语言向我们传达的却是诗情画意。这座依山靠水的小城不仅有鸟语花香，青山翠竹，还有耸立的白塔、独特的吊角楼，更有津口的渡船、飘荡的白云和充满灵性的白河水。这样的景致离今天的我们既遥远又亲近，既模糊又清晰。它不正是我们曾经失去的伊甸园吗?小城是美丽的，这里的青山绿水让我们心驰神往。这不禁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石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似与游者相乐。”通过比较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自然景物描写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性啊。

沈从文总是抱着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湘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灵秀，那么有魅力，他“谛听着自然的声音，他观察自然的色彩，他嗅着自然的气味，品尝着自然的味道，用肌肤去亲近自然，用心灵去感应自然”。[7]边城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这里的山是清奇玲珑的，这里的水是清澈透明的，这里终年的绿色是“逼人眼目”的，世代生存于是的山民也像这里的自然景物一般清澈透明。他们和自然是融合为一体的：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边城》翠翠的美丽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她与茶峒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造化的结果。是茶峒青翠挺拔的山，白河清澈透明的波，湘西温润的风雨造就了这个大自然的美丽女儿。在绿水、青山、白云、古船的映衬下，翠翠像一朵迎着Et光和山风含苞待放的玫瑰花，她是人和自然亲密无间的见证。就连她的名字翠翠也是因为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人在自然的怀抱中健康成长，翠翠的形象和茶峒美丽的山水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意境美。她的性格也像自然的儿女小兽物、山头黄麂一样，她和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个自然的女儿就连做梦也充满了自然的情趣：“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里作者强调的仍然是人的灵魂与自然的契合无间。

不只是翠翠，这里的一切都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Et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可以说茶峒的百姓和这里的环境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翠翠的爷爷就是如此。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季的变化和谐地安排自己的Et常生活。他同自然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随着屋后白塔的崩塌静静地离开人世。这既是人和自然共生的升华，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