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中的和谐生态美因素

一、沈从文创作中的和谐生态美因素
和谐之美是古今中西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美的理想形态。

早在《尚书》中就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追求音乐和谐的思想及和谐所达到的人神共和的理想效果。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也曾经就音乐谈到美的和谐问题：“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美是和谐的。

”这和《尚书》的认识有惊人的相似性。

黑格尔则用辩证法系统阐述自己的和谐观：“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他们的统一。

”[1]当代学者周来祥先生对和谐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是和谐，美是感性对象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和社会、个人与自己的和谐。

”[2]和谐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们通常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二分，强调人和世界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共生、物我的交融。

沈从文没有专门的哲学美学著作，他的哲学美学思想都是在他一系列的小说、散文以及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中流露出来的。

自觉地追求和谐的生态美是沈从文创作中的应有之义。

沈从文在谈自己创作的动机时曾经说过：“美丽，清洁，智慧
和倾心。

这点情绪同宗教完全一样。

这点情绪催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道德的努力。

”[3]把人世间的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来表达对“道德的努力”是先生孜孜不倦的无悔追求。

沈从文研究专家、美国的金介浦认为沈从文的上帝是生命。

对于生命现实世界的和谐地、诗意地生存是沈从文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他的美学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生命‟、…自然‟和…力‟，其本体论最终落脚在求真、善、美的最高统一。

他以认识生命、自然为始，以爱生命、爱自然达到最高圆满为终。

”[4]
李亦圆在《中国文明的民间文化基础》一书中曾经论述过民间文化“三个层次均衡和谐”的问题。

首先是自然系统的和谐；其次是有机系统(人)的和谐；最后是人际关系的和谐。

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被他称为“致中和”，也就是和谐的生态美。

[5]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这样一个和谐美的典型。

对故乡湘西的一往情深的赞美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最能引起人的遐想和向往的桃源世界。

湘西绝大部分是云贵高原的东部边缘处，地貌多为喀斯特地形，地理环境很复杂，再加上由于这里是四川、湖北和湖南三省的交界处，政府管理相对松散，所以形成了此地较为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条件下，湘西人的活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多，往往是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的和谐相处。

由于其封闭性，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发展相对滞后，接受现代商业文化气息的熏染较少，所以这里的子民多保留了具有浓郁古风的世俗民情，形成了人和人，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局面。

而《边城》又是所有湘西桃源牧歌中最为淳朴动人的诗篇。

它“摆脱了早年创作中有时不免流人荒诞不经的那种猎奇倾向，使读者认为这些小说既有令人沉醉的诗情画意，更具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 ，反映湘西一带风土人情中着力描绘人情美，刻画劳动人民内在的心灵美，歌颂人性向善发展的一面”，[6] 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形态。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恩格斯曾这样严厉地警告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如果在恩格斯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似乎还显得有点骇人视听的话，今天我们就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自然资源的匮乏，森林面积的锐减，大气、水、土壤的严重污染，能源的危机，大量物种的灭绝.. 。

也许恩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人对自然的每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实质上，并不是自然在惩罚和报复人类，而是人类没有很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人往往把自己当作了自然的主人，他们为了掠夺自己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惜一切，结果把自然当作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使自然界遭到了无情的破坏。

目光短视的人类可能在高唱征服凯歌的时候早已经忘记了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当人为自然而存在时，它就会给人类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

也许正是在自然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今天，我们才会更加珍惜《边城》所描绘的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大漠秋风西北，杏花春雨江南，山清水秀的小城茶峒是位于湘西的一个小县城。

江南特有的温润孕育了这个美丽的小城：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 小溪流下去，绕山蛆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

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

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

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

《边城》
这里沈从文借鉴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写意技法，用的是自然、平实、质朴的语言向我们传达的却是诗情画意。

这座依山靠水的小城不仅有鸟语花香，青山翠竹，还有耸立的白塔、独特的吊角楼，更有津口的渡船、飘荡的白云和充满灵性的白河水。

这样的景致离今天的我们既遥远又亲近，既模糊又清晰。

它不正是我们曾经失去的伊甸园吗?小城是美丽的，这里的青山绿水让我们心驰神往。

这不禁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石甚，为岩。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似与游者相乐。

”通过比较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自然景物描写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性啊。

沈从文总是抱着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湘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灵秀，那么有魅力，他“谛听着自然的声音，他观察自然的色彩，他嗅着自然的气味，品尝着自然的味道，用肌肤去亲近自然，用心灵去感应自然”。

[7]边城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

这里的山是清奇玲珑的，这里的水是清澈透明的，这里终年的绿色是“逼人眼目”的，世代生存于是的山民也像这里的自然景物一般清澈透明。

他们和自然是融合为一体的：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边城》翠翠的美丽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她与茶峒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造化的结果。

是茶峒青翠挺拔的山，白河清澈透明的波，湘西温润的风雨造就了这个大自然的美丽女儿。

在绿水、青山、白云、古船的映衬下，翠翠像一朵迎着Et光和山风含苞待放的玫瑰花，她是人和自然亲密无间的见证。

就连她的名字翠翠也是因为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人在自然的怀抱中健康成长，翠翠的形象和茶峒美丽的山水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意境美。

她的性格也像自然的儿女小兽物、山头黄麂一样，她和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

这个自然的女儿就连做梦也充满了自然的情趣：“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里作者强调的仍然是人的灵魂与自然的契合无间。

不只是翠翠，这里的一切都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Et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

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可以说茶峒的百姓和这里的环境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翠翠的爷爷就是如此。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季的变化和谐地安排自己的Et常生活。

他同自然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随着屋后白塔的崩塌静静地离开人世。

这既是人和自然共生的升华，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暗示。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美国的人类学家芮非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曾经提出大、小两个传统的问题。

大传统主要指社会的上层所代表的文化，主要由思想家、宗教学家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小传统一般是指大众阶层为主的文化，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生活文化。

[8 ]《边城》向我们展示的主要是一种“小传统”。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建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有坚硬的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他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9 ]小城茶峒是一个商埠码头，但这又是一个没有受到现代商业气息熏染的净地。

在这里人们之间虽然进行商品的交换，但却突出“情”和“义”。

人们在商品的交换中注入的不是金钱的铜臭气息，而是浓郁的情感。

就连让人鄙弃的妓女在茶峒小城也和别处有天壤的差别，虽然她们靠出卖肉体为生，但“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都是淳朴、自然而又健康优美，是湘西边城孕育出的忠厚子民。

他们守信自约，和谐相处，简直达到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境界。

而这一切在小说中又显得那样自然，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那是人的天性使然。

翠翠的外公五十年来如一Et的忠于职守从来不要别人的报酬。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

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

谁要这个!‟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

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

外公如此，别人无不如此。

他去城里买肉，别人坚持不收他的钱，而老船夫却趁屠夫不注意地把钱投进放钱的竹筒中。

这不只是几个铜钱的问题，关键是这种边城人的性情、行为本身就表现了茶峒子民之间的互敬互爱，相互理解与尊重。

即便是做码头船总的顺顺“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 ，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上”。

船总的两个儿子同父亲一样有着边城人的淳朴和善良。

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

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

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

即使他们在面对爱情的竞争时，他们也没有失去这种本性，一个走车路，一个走马路。

当大老走车路不通时二老主动提出两个人一同走马路，同在夜间到悬崖上为翠翠唱情歌。

大老在比赛失败后负气出走，却意外身亡，二老没有独自享受自己的生活，而是远走他乡，成为一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更为感人的是老船夫的朋友杨马兵本来是翠翠父亲的情敌，在翠翠外公死后自觉接替了老船夫的角色，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虽然在这个边陲小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人们的精神境界简直达到了“不独享其享，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圣人境界。

作为以上人物陪衬的水手、纤夫、村民、商人等各色人等，无不具有上述人物的美好品质。

也许在《边城》中最让我们痴迷、感动的正是边城子民的这种重义轻利、守约、守信、性情豪放而又勇敢诚实的美好品质。

无疑《边城》的世界对于道德沦丧的都市来讲，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温馨、纯净，如同茶峒的山绿得逼你的双眼，白河的水清澈得一眼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山间飘荡的白云没有一缕的杂色。

正因为这里独特的自然和人际的和谐关系，我们才陶醉在沈从文为我们所描绘的世外桃源的一切。

通过对湘西社会诗情画意的描写，我们所读到的是边城人民有别于都市商业熏染下的动物式的生存生命形式，在这种生命形式中表现出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而这一切是建立在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失望、厌倦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沈从文抱着“为人类的未来设想”的愿望，在1922年的酷暑中来到了当时的北平。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沈从文并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人生的理想生存方式，因为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统治的
地方把封建的和田园诗的关系都破坏了，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外再也没有了其他任何关系。

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正是都市生活中人性的被扭曲、变异和人生形式的无聊、空虚、堕落以及上流社会被华丽的帷幕所掩盖的蠢蠢欲动的肉欲和卑下无耻的行径。

在他的小说《腐烂》中沈从文愤怒地写到：“这地方外观既不美，里面又肮脏发臭..那么复杂的种类，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皆得出…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一种疑问..他们全是那么体面也同时缺少礼貌，成天有人吵闹有人相打.. 那种愚暗，那种狡诈，那种人类谦虚美德的缺少，提及时真是使人生气。

”这和沈从文从童年到青年一直生活的湘西世界形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作为一个一直深受田园文化熏染的“乡下人”来说，沈从文在心灵的深处对都市的所谓文明是本能的加以抵触并深感厌恶的。

很显然沈从文在感情的天平上把自己全部的爱和希望深深地寄托在生他、养他的湘西世界中。

这是沈从文用自己的一片痴情为病痛、畸形的社会所开出的一剂药方：用“童心”去对抗“成人的世界”。

也许这也是沈从文到垂垂暮年都无法与这个“成人的世界”达成一致的原因，并愤怒地呼喊到“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讲的”。

沈从文对现实世界的苦难与抗议只能在他的创作中向我们娓娓倾诉，他在《给志在写作者》中写到：古今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与连接，原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边城》不是一般的怀旧之作，沈从文是以一种对人生执著、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来关注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伟大民族的命运：“通过这一湘西小儿女不能自主掌握命运的人生悲剧，作者寄托了民族和个人的隐痛。

”[10]
在小说中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故事中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的个人得失，而是被作者用“爱”和“美”精心编织的花环。

沈从文在《爱与美》中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

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

[11] 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很明显是“爱”、“神”和“美”的统一体。

他在《边城》中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为我们营构的正是用“爱”与“美”编制成的美丽的凡人的“神”性世界。

在这个美丽的花环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边城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高度和谐的文化生态，它所展示的既是审美的形象，又是绿色的形象。

这种绿色不仅是自然的本色，也是人生、人性的本色之绿。

在这“逼人眼目”的翠绿中我们得到的是诗意的航行，是边城子民文化中所透露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美的形象。

也许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作为对《边城》的这种和谐生态美的注脚更为贴切：“人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0—181．
[2]周来祥．和谐美学的总体风貌[J]．文艺研究，1998，(1)．
[3]沈从文文集(卷11)[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34．
[4]黄献文．沈从文创作新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145．
[5][8]马戎，周星．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卷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8、410．411．
[6]王保生．沈从文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13．
[7]贺兴安．楚天不死凤凰鸟——沈从文评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248．
[9]沈从文．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1．232．
[10]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l989．220．
[11]沈从文选集(卷5)[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178．
[第一作者简介]王立(1973一)，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