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戏曲理论视角下的老舍《茶馆》之语言艺术特色

97审美与文学
李渔的戏曲理论丰富且影响深远，其《闲情偶寄》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

他的戏曲理论要求戏曲语言俗白浅显，贴合观众审美需要。

在浅显的同时又要避免粗俗，不能过分直白，因此要求语言在浅显的基础上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戏曲的主要目的是供观众娱乐，寓教于乐，在创作语言的过程中又不能太偏向于说教，或太过严肃，应该注重语言的趣味性，这样既有利于观众接受，还可以使观众从中受益。

老舍在戏剧创作上有着独特的造诣，《茶馆》是他的代表作，被西方评论界称为“东方话剧的奇迹”。

整部戏剧只有三幕，但老舍对日常浅白的语言进行提炼，抓住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语言特点，凭借着通俗易懂、富有个性化及幽默性的语言，刻画出各色人物形象，绘制出一幅真实的生活图景，并且传达了深刻的内涵，充分展现了《茶馆》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茶馆》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艺术价值，得益于剧作者对于语言艺术的精确把握，而这种语言特色正暗合李渔“贵浅显”“戒浮泛”“重机趣”的戏曲语言艺术理论。

一、语言“贵浅显”
戏曲和戏剧的舞台性特征使它们区别于其他的文学形式，不仅要呈现在文本上，还要进行舞台表演，它们的欣赏对象不仅仅包括精通文学的文人儒士，还包括不习笔墨的平民百姓，因此对语言的把握必须十分精当，不像小说、散文、诗歌采用华丽的辞藻。

李渔认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1]24强调诗文本就是读书人展示才华之工具，同样也是做给有学问的读书人看，他们所处阶层相同，审美自然也相似，因此文章深奥、语言晦涩是应当的。

而戏曲所展现的阶层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市民，而这些普通市民中有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对于这些市民阶层的小人物，创作中所用的语言不能太过繁复，如果继续用深奥且晦涩的语言来进行戏曲创作，多数观众则不能理解其中之意，因而感到索然无味。

由此，李渔进一步提出：“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

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

”[1]17如果说需要细细品味研究才能发现词曲之奥妙，那么这部词曲便不能称之为一部较好的词曲。

创作词曲的目的在于通俗易懂，让读者易于理解，而不是分析其意，因此创作词曲时不应注重形式，来彰显自己的文采，而要趋于直白，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最直接的意思，并且要贴近生活，根据实际生活来创作，由此呈现出的作品才能为观众所欣赏。

“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

”[1] 17即戏曲之文必须要“贵浅显”。

老舍的《茶馆》就极符合“贵浅显”的特点。

老舍对《茶馆》的语言进行了创新，运用了通俗浅显的口语，且在俗白中追求精致、考究的美。

他使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完美地结合，让《茶馆》里的文字干脆利落、鲜活纯熟，同时做到了平易浅白而不粗俗简陋，精致优美而不刻意雕琢，所运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及说话时的神态气势，都有他独特的创造。

通过对北京方言的熟练运用，隐约地在创作中渗透着北京文化，这种现象在《茶馆》中尤为明显。

《茶馆》运用北京方言，使得整部戏剧人物活灵活现、生动形象，且内容通俗易懂，展现了北京浓郁的地方风俗特色。

《茶馆》中人物的对话十分简短，但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是对儿话词的运用。

“地方对呀，怎么改了样儿……”[2]47“……小丁宝在门口儿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就进来二百多茶座儿……”[2]67“就凭您，办一二百桌满
李渔戏曲理论视角下的
老舍《茶馆》之语言艺术特色
文/梁嘉欣
摘 要：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中国戏曲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中“词曲部”介绍了许多关于戏曲语言艺术方面的理论。

以《闲情偶寄》中的“贵浅显”“戒浮泛”“重机趣”三个理论来分析老舍的剧作《茶馆》的语言特色，即口语化、个性化和幽默性，找出其中的相通之处，从而进一步探寻老舍戏剧语言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李渔；戏曲理论；老舍；《茶馆》；语言艺术
98美学2019/06
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2]73“样儿”“门口儿”“茶座儿”“手儿”等这些我们说话的口语，老舍把它们运用到剧本中，比直接说普通话更加通俗浅白，且使得戏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极高的趣味性，给观众营造一种身处其中的氛围。

其次是对叠词的使用。

王利发对唐铁嘴说：“唐先生，你外边遛遛吧！”[2]9王利发对他的房东秦仲义说：“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2]18“遛遛”这个叠词的使用比“遛一遛”更加随意自由，而且更能表现出秦仲义和唐铁嘴较为熟悉的关系，同时又凸显出了王利发对唐铁嘴的一种不屑和轻视的态度。

同样地，后面的“坐坐”比“坐一坐”更亲密，表现了向秦仲义套近乎的样子。

叠词的使用使台词更加有声有色，把人物的语气、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物不再仅仅是剧本中的人物，而是就在观众的眼前活动。

最后是量词的使用。

常四爷说：“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2]40“膀子”作为一个量词出现在这里，表现出卖苦力者艰辛的生活状态，使人物活灵活现。

剧本中量词的使用，使对话显得自然、生动，正是把观众的生活写在剧本里，增强剧本的表现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茶馆》中大量口语化词语的运用，都是对生活的总结和提炼，表现了北京市民生活的真实状态，较为真切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要求，为作品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老舍所要达到的“文字口语化”[3]极其恰当地呈现在《茶馆》的字里行间，完全符合戏剧语言“贵浅显”的要求。

二、语言“戒浮泛”
李渔在强调“贵浅显”的同时，又指出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语言的浅显直白、泛泛而谈，不注重语言的独特性，就很容易使语言浅泛浅白，很难找出文学作品的影子。

因此李渔强调，要使“贵浅显”做得恰到好处，就要在创作中注重“戒浮泛”，要求戏剧语言符合每个人物的具体形象，使之表现独特的语言风貌，从而体现人物性格。

“极粗极俗之语，未尝不入填词，但宜从脚色起见。

”[1]22李渔强调，戏剧语言可以粗俗，但要符合人物形象，什么样的人物用什么样的语言，也就是要将语言与人物对应，倘若不对应，很容易给观众一种不真实感。

“均是常谈俗语，有当用于此者，有当用于彼者。

”[1]22李渔认为，戏曲中的语言、动作都因人而产生，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条件，因此对语言的使用要反复斟酌，进而使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得到展现。

即“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1]47。

这就是人物的个性化展示。

在《茶馆》中，老舍用三言两语便可塑造极具个性的形象。

《茶馆》既没有复杂的结构，也没有跌宕的情节，剧作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老舍对于人物语言的运用。

《茶馆》中出场人物多达几十人，每个人的话都很少，但老舍却能在人物一开口就能突出其性格，达到“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4]的艺术境界。

通过这些富有个性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个有棱有角的人物形象，让这些人物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确有其人。

老舍对王利发性格特征以及他的转变过程用语言表现得极其生动。

在第一幕，王利发正值青年，刚继承了父亲的茶馆，“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2]18。

此时的王利发精神饱满，励志要把茶馆经营得有声有色，同时也体现了王利发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

遇上无赖唐铁嘴时，说：“算了吧，我送你一碗茶喝……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2]10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了王利发是个胆小谨慎的生意人，虽然对唐铁嘴嗤之以鼻，但为了让茶馆不卷入是非中，他还是给了他一碗茶，同时又表现出了他的一点善良之心。

当秦仲义要求对房租涨价时，王利发说：“……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嗻！”[2]19用通俗易懂的几个字突出了王利发的处事圆滑、八面玲珑、卑躬屈膝，是一个典型的善于应酬的生意人。

当巡警要现大洋时，王利发开始耍起了无赖，“老总们，我要是还有一块，请把房子烧了！”[2]36此时的王利发比刚开茶馆时更加圆滑和精明，他在这个混乱、嘈杂、充满矛盾的社会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将事情做得恰到好处。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社会动荡中，其他茶馆都倒闭的情况下，王利发仍将茶馆开得红红火火。

但是尽管王利发处事干练、为人圆滑，也仍然是悲剧收场，在戏剧结束之时王利发发出愤慨：“……我呢，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2]68“……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2]95王利发最后的这几句是对自己一生得感慨，他喊出了一辈子没敢喊出的话。

人总得活着，这是当时小市民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即使用尽全力，到最后也不过是落得个凄惨悲凉的结局。

老舍仅通过浅显的对话，便将他的个性展现出来，同时也将他三个时期的改变以及他死前的痛苦心情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产生共鸣。

除了对主要人物的描写外，在对其他小人物的描写中，同样三言两语就能将人物的个性展现给观众。

在第一幕开头唐铁嘴：“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您贵庚是……”[2]9简单几个字就让唐铁嘴破皮无赖的嘴脸形象地展现给观众。

在人物第一次亮相时就通过语言显露出他的性格特征。

用人物来撑起整个剧本，这是老舍剧作的独到之处，而撑起人物的又是每个人所独有的语言。

在描写跑堂李三时，老舍赋予了他独特的小市民面貌。

当茶馆后院因为鸽子的问题起争执时，客人问李三发生了什么，李三低声回到：“……咱们还是少说话好。

”[2]17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李三作为跑堂的职责交代得非常清楚，本本分分，不传闲言碎语，多做少说，而李三也尽到了一个做跑堂的本分。

在茶馆进行改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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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仍然不剪自己的辫子，还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2]30一句话表达出了李三的不满，虽然改良了，但工作仍然没有减少，工资也没有增加，这句话抓住了小市民生活中的细节，传达了李三对王利发的怨愤，也体现了小市民生活的艰辛，给观众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茶馆》中塑造的人物虽然众多，但其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老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经过提炼和修饰，展现出了每个人物独有的性格，语言浅白，但却不粗俗，更不泛化。

使整部剧作恰如其分地做到了“贵浅显”与“戒浮泛”的结合，不仅符合观众的生活趣味，而且也贴近市民的实际生活，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和欣赏。

三、语言“重机趣”
“重机趣”是李渔提出的另一个概括戏曲语言的特点。

戏曲与文学作品不同，文学作品要求细细品味，之后读出其中奥妙，而戏曲则要搬上舞台，以供读者娱乐，并且具有寓教于乐的特点，因此娱乐性是观众欣赏戏曲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观众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这就需要戏曲用趣味的语言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能在看完戏曲之后有所收益。

“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

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

”[1]20在李渔看来，“机趣”是戏曲的“精神”和“风致”，要贯穿戏曲的始终。

如果剧作家将语言变成了一板一眼的说教，那就不符合戏曲的创作特性，通常不会被观众所接受。

李渔强调，对戏曲语言的把握要将“机趣”放在重要位置，以保证观众可以保持新鲜、好奇的感官体验。

因此，在戏曲语言中，“机趣”是必不可少的。

李渔的“机趣”在《茶馆》里的体现主要是语言的幽默性特征。

老舍在设计《茶馆》语言时都会斟酌再三，剧中语言处处具有幽默，幽默性是《茶馆》吸引观众的一个特色。

老舍的幽默是平和温情的，是智慧、讽刺和自嘲的，是一种“以笑代愤，笑中带泪”的幽默。

老舍刻意在剧中使用大量幽默，用这种方式刻画人生百态，将这个茶馆里人物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用这种方式抒发了人物内心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的悲愤，使整部戏剧得到了升华。

老舍的幽默是智慧的。

在《茶馆》中最能体现此特征的是两个便衣侦探与王利发关于“意思”的对话，王利发：“那点意思得多少钱？”吴祥子：“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2]45这几句话非常幽默且充满智慧，简单的一个词语“意思”，可以被解读成不同的意思，一会是“钱”的意思，一会又带有威胁、强迫的意味，代表着“不识抬举”。

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就将老舍想表达的几层含义都呈现出来，用俏皮的语言讽刺了吴祥子等人的阴险狡诈，机智而有力。

同时老舍的幽默又是“笑中带泪”的，他擅长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讽刺压榨小市民的恶势力。

黄胖
子是流氓头子，他的第一次亮相就具有喜感，他患有沙眼，一进门就大喊“请安”，可他不知道为了鸽子吵架的人并不在前厅，因而他搞错了对象。

一个混社会的败类，仍然具有自我优越感，高声喊着：“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2]17一句话点明黄胖子说话有分量，在街上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之后黄胖子见到庞老爷时却又马上低头哈腰，请安作揖，马上转变为奴颜媚骨、曲意逢迎的模样[5]。

老舍展现了黄胖子的八面玲珑，同时将黄胖子的可笑与可悲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看了也会因为他滑稽的行为忍俊不禁，这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和品味空间。

老舍的幽默还是“以笑代愤”的。

戏剧结尾之处，常四爷、秦仲义、王利发三人坐在一起，常四爷：“我这有点花生米，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秦仲义：“可谁嚼得动呢？”王利发：“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2]93三个人为自己的目标摸爬滚打奋斗了一辈子，可到最后却都落得个一无所有。

最后的几句话明明是他们的一种悲愤、心酸和无奈，却以幽默的“打哈哈”形式表现了出来，由此增加了悲凉、绝望的气氛，增强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老舍用委婉智慧的语言刻画了人生百态，使整个戏剧充满幽默性，让观众看起来津津有味，或因为人物的滑稽而忍俊不禁，或为人物的悲剧命运而愤懑不平，都是因为戏剧语言具有幽默性而打动了观众。

这和李渔的“重机趣”理论有相通之处，将幽默贯穿于戏剧始终，让观众看完后获得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

用李渔的戏曲理论分析老舍《茶馆》的语言特色，可以发现老舍利用精湛的语言表现了茶馆里的众生百态，茶馆里的人物不论是主角还是小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且老舍在通俗浅白的语言里又及其注重幽默性，因此老舍的《茶馆》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受到观众的喜爱。

参考文献：
[1]李渔.李渔全集 第3卷 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2]老舍.茶馆[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3]老舍.戏剧语言——在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J].剧本，1962：3-9.
[4]老舍.对话浅论[J].电影艺术，1961：46.
[5]范党辉.后“茶馆”时代的艺术观察——《茶馆》再解读及其他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梁嘉欣，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实习编辑：姜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