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

城乡居民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

研究长沙市城乡居民健康相关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我市社区人群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我市1000名18－69岁城乡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调查群体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为36%，其中城区居民为46.4%，乡镇居民为25.6%；单项行为形成情况，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最高的是“基本交通安全行为”和“不吃超过保质期限食品”，分别为93.5%和92.7%，不同文化层次、性别、年龄组之间健康行为形成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城市社区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高于乡镇社区；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受到社会环境、文化教育、职业、性别、年龄等多因素影响，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形成过程，因此，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必须针对不同人群对象，采取多种形式持续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不断地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率。

为了深入了解长沙市居民获得健康知识、信息、服务的能力以及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等健康素养有关的情况，按照湖南省“2009年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项目”的调查方案，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沙市健康教育所）健康素养项目组于2009年5月1日－6月30日在我市城乡四个社区开展了健康素养问卷调查，现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部分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长沙市城区天心区青园社区、半湘街社区和望城县新康乡合益村、雷锋路社区18~69岁的常住居民1000人。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先按城乡分层，在每个层内分别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每个社区按门牌号随机抽取60~100户居民，调查该样本户中18~69岁且在本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所有家庭成员。

1.2.2 调查方法采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组统一设计的“2009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健康理念和基本知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及健康技能，接受过培训的调查员深入样本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询问和调查，每份问卷由一名调查员与一名督导员共同完成。

1.2.3 指标定义数据以“群体单项行为形成率”和“群体总体行为形成率”表示：①群体单项行为形成率=答对该题人数/调查总人数×100%。②群体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答对8项及以上的人数/调查总人数×100%。本研究采用的“健康行为形成”纳入标准为70%（即对每个调查对象所考察的11项行为中，有8项及以上行为形成则认为该对象已形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1] 。

1.2.4 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全部数据，选取与日常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相关的11项行为问题，使用Excel和SPSS13.0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检验等。2、结果

2.1 基本情况共调查1000人，其中男性47.4%，女性52.6%；民族以汉族为主；家庭人口以三人构成为最多，占44.8%；文化程度构成：小学及以下占1

3.4%，初中占2

4.3%，高中占32.7%，大学及以上占29.6%；年龄组分组，18－35岁36.0%，36－49岁39.7%，50－69岁24.3%。(表2)

2.2 居民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形成情况

2.2.1 群体单项行为形成情况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最高的是掌握“基本交通安全行为”和“不吃超过保质期限食品”，分别为9

3.5%和92.7%，其次是“不与他人共用毛巾”81.0％；行为形成率最低的是“成人男性一天饮酒量的限制”，仅为

4.8%。(表1)

2.2.2 总体健康行为形成情况1000名城乡居民中，形成8项及以上健康行为的人数为360人，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为36%，其中城区居民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46.4%，乡镇居民为25.6%，城乡居民群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居民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分析居民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单因素分析中，男性为29.5%，女性为41.8％；不同年龄组之间健康行为形成率以18－35岁组为最高（42.2％），50-69岁组为最低（19.8％）；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最高51.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仅为

3.7％；不同职业间存在的差异，党政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健康行为形成率均在50％以上，农民工最低为5.8％。（表2）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城区居民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显著高于乡镇社区居民（城区46.4%，乡镇25.6%），这与我国居民人群的健康素养状况相关调查城乡差异较大结论相一致[2、3]；但均未达到《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 2005 ～2010年) 》中“至2010年城市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达到60%以上”的要求。近两年, 国内各地相关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国民健康素养水平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4、5、6]。

我市城乡居民人群在单项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一，健康行为每年一次健康体检率(城市居民73.2%,农村居民40.6%)明显高于国内同类型城市调查结果，可能与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进行体检有关；“基本交通安全行为”、“不吃超过保质期限食品”和“不与他人共用毛巾”健康行为形成率方面城乡居民普遍较高，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孕妇孕期全程检查”城市居民65.4%,农村居民20.0%，城乡差异显著（P＜0.05）；但“食品生熟分开”饮食卫生行为形成率整体较低；而在“成年男性限制饮酒量”、“限盐每天不超过6克”城乡不同社区居民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研究显示高盐饮食、无限制的饮酒等均成为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病的危险因素，城乡大多数居民在这方面尚未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动物咬伤后正确处置”城乡居民差异显著（P＜0.05），当前在狂犬病流行区的发病率仍以乡村人群较高，这与乡村居民对于“动物咬伤后的正确处置”认知和采取相应正确处置行为能力较低相关。因此，应积极加强针对这些方面的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

在城乡居民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分析显示，男女性别之间健康行为形成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差异尤以城市居民显著，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健康行为，但同类型调查亦有性别无差异的报道[7]；不同年龄组之间健康行为形成率以18－35岁组为最高，50-69岁组为最低，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行为形成率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健康行为形成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升高，这与全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中文化程度是影响人口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的报道相一致[7、8、9]；在职业特征方面，不同职业之间差异较大，尤其是失业人员、农民工由于工作状况的不稳定以及低收入家庭（2000元以下）显著低于职业稳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较高收入家庭健康行为形成率（P＜0.05）。

近年来我市城乡居民的社区环境、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方面均有所提高，对个人健康行为形成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我们认为：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受到社会环境、文化教育、职业状况、家庭收入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形成过程，因此，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必须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形式多样的干预方式、持续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不断地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