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人观及生态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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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天人观及其生态美学价值
张宏亮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到“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
荀子对先秦诸子的天人思想既有批判总结,又有融合创新,它为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
荀子的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强本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
荀子独特而又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荀子;天人观;生态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儒家生态美学思想常常为人所忽视,这是单面化的儒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误区。
荀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另一理路的代表,其思想在儒家中也并非主流,甚至被斥为“不醇之儒”。
与孟王理路的备受推崇相比,其生态美学思想常为人所忽视,尤其“人定胜天”思想在今天学界很有些“不合时宜”。
事实上,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天人观的基本理念本身就与生态学具有同构性,其中蕴涵着与孟王一系的内在超越精神迥然不同的讲明分、重实效的内在趋向。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形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荀子的生态美学思想,认真发掘这一资源,为儒家文化与现代价值的融合找到更切近的基础,为我们的生态美学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路径。
荀子虽师承儒学,但并不拘守孔子训示,提出了独特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
一、荀子之天的内涵:自然之天与形上之天
长期以来我们对荀子的研究在哲学史中的两军对战的框架中进行的,认为其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等等。
称荀子为唯物主义者,常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 “明于天人之分”等思想,却忽视了荀子强调道或神即终结之天创造成物的思想,忘记了荀子“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2] “人是天的一部分”的主张,这些都是误读和曲解。
荀子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盖棺定论的。
与先秦诸子相比,荀子是一个谈论天人关系最多、最客观的思想家。
天和人是荀子哲学最核心的范畴。
把荀子所言之天视为形下的自然之天,似乎已成学界的共识。
冯友兰先生认为:“荀子所言之天,则为自然之天,此盖亦由于《老》庄之影响也。
”[3]冯先生认为荀子之天区别于孔孟的“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而是“自然之天”即指形而下的就是自然界,但如果把荀子所言之天只视为形下的自然之天,那么,《荀子》中类似“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4]与“夫是之谓知天” [5]之类的矛盾就很难得以确解。
事实上,荀子给“天”作出了两个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是最终意义上的存在,“不见其事而见其功” [6]是不可知和不可控制的生成物之天,“神”或“道”;第二个层次属于终结存在或者“神”所造成的现象,如“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等 [7],它就是与地与人相对的那个“天”,天、地、人为参,构成“万物”这个范畴,它是可知和可控制的对象。
当谈到天人关系时,“天”有时指前者,有时指后者,有时两者混用,不分彼此,视其内容而定。
二、荀子天人观的逻辑递进
天人论是荀子一切哲学思想的基石。
荀子在天人关系中构建了“天人相分”“天人相参”为途径,寻求“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突出作为主体的人们有意识地于现实生活中实践进取的积极意义。
荀子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明于天人之分”到“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
其观点和理论结构前后是保持一致的。
1.“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判
先秦诸子百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莫衷一是。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庄子思想常左右徘徊。
一方面,庄子反对“以物易性”,表露出对人的深切关注,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8] ,强调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主张合乎人性的存在,要“物物而不物于物”[9];另一方面,庄子又主张“天之天”,而反对“人之天”,强调“无以人灭天” [10]。
这种对天的无限突出,容易导致对人本身的某种忽视,
从而表现出荀子所批判的“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倾向。
荀子认为庄子只知道自然而不知道人事,只强调自然的力量而不懂得人的力量。
“天地”生养“君子”,而“君子”则能治理“天地”,使社会秩序安排合理;总和“万物”,使天地万物和谐。
天下若无“君子(人)”可能“至乱”不堪。
故而“人”比“天地”贵。
荀子认为“水火,草木,禽兽“与人相比缺少“气、生、义”;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1]如此经过荀子对天人关系的全新阐释,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树立,尊严得以彰显,这也是对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一种理论反驳。
由此,才有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
[12]。
2.明于天人之分
明于天人之分是荀子一切思想得以展开的前提。
荀子的“性恶论”也只是在明于天人之分基础上关于人性方面的一种理论预设。
“天人关系”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论争的主题之一。
在荀子看来,先秦诸子都没有厘清天与人之间的根本界限,“明于天人之分”是其首要之务。
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有别于思孟学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而是要区分天人,严别物我,将“天”视为存在于人伦社会之外的客观对象。
《荀子》开篇指出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无关,这与天人合一的儒家道家传统观念是对立的。
从而认识到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作为观察主体和被观察的客观世界的分离和对立,是探索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思想基础。
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立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扫平了道路,而《荀子》就已产生了这种思想的萌芽。
这种“天”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无关系的主张,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这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13]“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能和规律,阴阳变化,四时交替,这是天的职分,人不应也无法干预;相反,修身治国则是人的职分。
“人”不能依赖于“天”,不能与“天”争职,去干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人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完成自己应有的职责。
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改造自然的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3.制天命而用之
老庄以天道自然为出发点,无限地夸大了天的作用,抹煞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仅仅看做是纯消极的力量。
他们以法天为原则,既然天道自然无为,那么认识也应该无为。
荀子尽管在天道观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但在天人关系上,否定了道家那种消极无为的思想,而主张人事上的积极有为。
荀子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时,强调要“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14],就是相信自己,不企慕于天命,要“官天地而役万物”。
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不是无限夸大人自身的力量,而是在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在深刻认识自然的本性与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长期以来,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被认为是破坏自然的狂妄思想。
单从“人定胜天”的字面上分析,可以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的品德、意志等因素比天命更为重要;二是人类一定能够征服自然。
为所欲为地征服自然,就有破坏环境和遭受大自然惩罚的危险。
三是顺应规律、改造自然,让自然与人类都向有益的方向发展,这是更高层次的“人定胜天”。
荀子因为“人定胜天”思想广受诟病,恰恰是源于对“人定胜天”的不同理解上。
而对其解读的关键在于对“人定胜天”句读和对“人”与“天”的理解上。
正确的断读应该是“人定/胜/天”而不是“人/定/胜/天”,其本意是人定兮胜天,不是人兮定胜天。
宋·刘过《龙洲集·襄阳歌》中写到:“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15],其中的“兮”字为语气词,而“人定”是一个词,“定”非“一定能够”之意。
与其相仿的《史记·伍子胥传》有“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16]一句。
所以“人众胜天”就不可能被断读成“人/众/胜/天”,而只能是“人众/胜/天”。
从语法上说,“者”字和“兮”字一样,都是语气词,“人众”两字和“人定”两字都不能断读。
“人定胜天”的荀子本意是人内心安定,人人安守自己的本分,人们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能够超越自然界,掌握自然规律,使人类脱离了动物低层次生存,使人类和自然的互动不再是一种低层次的被动,变为掌握了规律“道”,得到了“道”的一种生存状态。
所以在《天论》篇中在做出“不与天争职”命题的同时,又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17]。
但荀子同时认为“制天命”必须保证“敬天而道”,这样才能“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18]。
4.“君子者,天地之参”[19]
荀子明确提出“天人明分”的命题,但不意味天人之间绝然对立。
且用“制天命而用之”来暗示深层的天与人的联系——“天人之合”,而以“分”为基础的“合”是其最终之归依,《荀子》所持的“天人之合”主要有三重含义: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共生共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
“君者,善群也。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20]君王圣贤必须“善群”,只有“善群”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群生”才能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条件、密不可分。
比如:“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21],“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22],这充分揭示了山川河泽与龙鱼鸟兽之间互为依存的道理。
第三,人与自然必须良性互动,共存共生。
故“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23],如果“人善治之“则“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24]。
这一方面,人类依存于大自然,因此要爱护自然、善待自然,才能足衣足食;另一方面,只有“人善治之”,才能改善环境,优化生态系统。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是以“分”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参”。
三、荀子天人观的生态美学内涵及价值
荀子对先秦的天人观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与总结,对于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的形成影响颇大,蕴涵着生态文明的思想因子,闪烁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荀子的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的资源利用观等。
1.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
天人合一思想被庄子具体表述为“人与天一”,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庄子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培育“生态大我”、“生态平等”等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有助于调和当代生态哲学中人和自然价值的争论。
“人与天一”既是一种符合人性的自由境界,又是一种符合天性的本然之境,两相符合就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5],即“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
不过,庄子以人入天的思想倾向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消极的影响,人无需积极作为,只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可[26]。
就此看来,这种天人合一理论上的“曲高和寡”导致其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在实践层面的局限性也容易导致消极无为的倾向。
并且,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其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伦理意蕴。
相比之下,荀子的天人观主张的“讲明分、重实效”更具有实践品格。
在荀子的天人体系中,要构建和谐的秩序,其要素包括天、地、人三者,三者并立在一起而存在,主张天、地、人三者相互并存的“天人相参”,三者在各自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才能达到“能参”。
最终取向于“天人合一”即天与人之间互相联系,指并构成了一个“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的天地人三者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
参的对象是天时、地财,这是人治的材料。
人并不是能参的唯一根据,而是建立在与天地互动、共成的关系中。
这里的能参,凸显了人的具体实践必然权衡于人与天地的互动关系。
这个天地人生态系统,天、地、人各自既有不同的分工,又彼此之间相参相合,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
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人类活动基础上的统一。
2.“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
荀子认为人区别于自然界的地方就在于人有礼义伦理,它是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礼以定论”,“ 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之人之为恶与奸者” [27]礼义之于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至关重要,以礼治国则国治,反之则亡。
“在人者莫明于礼义……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 《荀子·天论》 [28],拘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荀子不可能提出自然内在价值这一概念,但是他却主张将人际之间的伦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界之间。
荀子认为“杀大蚤,非礼也”,不按时斩杀动物的行为是有违伦理道德的。
因为礼之三本“天地、先祖、尊师”中“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29]。
在天地、先祖和尊师三个人类本源中,天地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
礼仪道德的产生固然源自于人的自然生命,然而自然生命则是基始于天地,故而天地实为礼仪之本源。
天地由此也与先祖、君师共同成为人们敬世的对象。
如果将礼只局于人伦而未事天地则有失偏颇。
只有事天地之礼才是全面的。
如何礼事天地呢?那就要根据自然规律,顺时而为,做到礼义“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将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扩展到自然,从而使荀子的天人观既脱离了人类中心论的藩篱,也不致陷入以自然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巢臼。
荀子的天人论中并未强调以自然为中心,而主张与天地参的天地人的和谐共生。
在“爱物”的生态道德观方面,《荀子》把这种对大自然的爱护奉为“圣王之制”“夫是之谓大神” [30]。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是人类的生存之本。
这些都从伦理道德统一体的内外两个层面,揭示了人际道德、生态伦理之间的关系,与孟子“仁民而爱物”遥相呼应。
3.“以时禁发”“强本而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
荀子》已经深刻地认识了自然资源有限与人类贪欲无限之间的矛盾,在春秋时期“屠钓之禁”的基础上,吸收了孟子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 《孟子·梁惠王上》[31] 的思想,提炼出“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观点 [32]。
要求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反对掠夺式开发。
荀子较为乐观地认为,自然资源无比丰饶,天地万物,“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荀子·富国》[33]但必须要进行合理的开掘与保护,必须“以时禁发”。
“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开发利用;要根据自然之“时”,寻求自然资源的“禁”与“发”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达到“善治”。
达到“善治”的关键在于对“时”的把握,即“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这样才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五谷不绝”,百姓才能有“余材”“余食”“余用”,[34]荀子认为人的“食欲”“衣欲”“行欲”“穷年累世不知不足”,但是为了“长虑顾后”“恐无以继”,“于是又节用御欲,收蓄藏以继之也”[35]。
同理,如果人们不知道节约资源、滥伐乱采,就会“俄则屈安穷矣;是其不免冻饿”。
因此,只有“常虑顾后”、“节用御欲”才能够人民富裕、国泰民安。
“节用”的前提是“御欲”,控制自己的欲望,否则就会“争则乱,乱则穷。
”[36]如果一度地满足人们的种种欲望,“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37]因此,克制自己的欲望,“节用御欲”,对自然资源有个合理的利用规划至关重要。
为此,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单靠内在的道德自律还无法抑制人对无限欲望的追求,除了借助“礼”,还要借助“政”,“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故此,在《王制》篇提出政府部门要设置“虞师”,即虞人,专门负责山林湖泊的官,职责就是“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做到“以时禁发”[38],这在当时颇富远见。
应当指出,荀子的天人观思想在中国古代并未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且在荀子所处的时代,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表现得并不象今天这样尖锐和突出,人类尚处在征服自然、彰显族类尊严的阶段。
但荀子的天人观所表现的生态思想上的深谋远虑却值得推崇,由此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的产生,虽然他也未能改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下降的事实。
事实上,人类在面对与自然的关系时,经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我们由于征服利用自然而饱受“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以利用、改造、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即使是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矛盾不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观念内省就可以克服的,而是客观的、必然的。
如果人类只是去顺应而不改造自然,取代人类文明的将是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人与自然的矛盾既然有人为的因素,那最终只能由人来解决。
荀子首先肯定族类生命的优先地位,而将自然环境置于服务人类的附属地位,并从中焕发出“人定胜天”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将天地人视为统一整体,要求人类要“礼”事天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二者相反相成、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和谐,相比道家、佛家思想显得更为灵活并切实可行。
今天重新审视荀子的天人观,对处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我们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或生态道德、进行审美地生存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当代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建设。
但荀子的基本生态理念毕竟诞生于前现代社会,不可能与现代乃至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学理念完全相洽,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批判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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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scuss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Value of Xunzi’s Viewpoint of Nature and Man
Zhang hong-liang
(Nankai University Literature Academy ,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Xunzi’s Viewpoint of nature and human mainly reflects in around remain constant cont act from four aspects: critical “self-stipulation in days and not knowing the person”, to “distinguishing in between the points”, and “utilization in line with heaven and earth ”,Finally, “human being involv ed in the heaven and earth” . Xunzi had re-recognize and comprehensive critique in allusion to pre-qi n's outlook on the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sums to forming Chinese view of nature subject structure a nd patter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on Xunzi’s viewpoint of nature and human m ainly lies in the trinity ecological overall concept of the heavens、earth、human, “the ritual” run throu gh heaven and earth,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y restrictions
张宏亮, 天津职业大学社管系讲师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古典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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