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中的_文质之争_

第10卷第4期2010年4月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Vol .10,№4Ap ril,2010
收稿日期:2010-01-28
作者简介:刘笑千(1984-),女,河南郑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刘笑千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郑州450002)
摘要:“文质之争”是沿着一条“由质到文”的道路发展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研究其历史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翻译与世界接轨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0)04-0101-02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
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1〕18-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文质之争(一)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这场争论,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224年”〔2〕175。

后来,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这
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3〕。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最先出现的是“质”派,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
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4〕283。

梁皎慧《高僧传》评
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145。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
意义不够清楚”〔4〕283。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公元189年),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
存文饰”〔1〕23。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约230～308年),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

其译经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广。

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

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事
事周密耳”,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31。

释道安(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

梁启超评其为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6〕9。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

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有
自来矣。

为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6〕12。

继“质”派之后,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支谦、鸠摩罗什。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

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

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

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
质的文章”〔6〕6。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于是,任继愈说:“这场争论,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的
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2〕175。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

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

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
也”〔1〕28。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印度),生于龟兹。

公元385年,从龟兹被劫至凉州。

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国君姚兴请其至长安,才开始了译经生涯。

现存译经三十九部,三百十三卷。

僧肇称道:“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4〕88。

罗什将不良的汉译经文称为“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1〕42。

由此可见其要求翻译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要有文采。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译者。

典型者如慧远提出的“厥中论”。

(三)“文”与“质”
关于“文”和“质”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文”即为“意译”,“质”即为直译。

梁启超说:“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

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6〕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

〔3〕
究竟孰是孰非,则要清楚“文”“质”和“直译”“意译”各自所指,以及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

“文”“质”源于中国古典文论。

“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3〕。

后来“文”“质”便被引入论述文章。

由原意引申过来,“文”便指文章的外在形式,包括遣词造句等方面;而“质”则指文章的实质内容,即文章的中心思想。

“直译”“意译”则是两种翻译方法。

指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尽可能的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但不等于死译。

“意译”则指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地,但决不是任意改变。

对照看来,“直译”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没有任何修饰。

“意译”也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文采飞扬。

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从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翻译方法,而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点。

正如吕澂指出的:“‘文’是修饰,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在翻译上终于原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比较艰涩难读”〔4〕58-59。

因此,“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关于“文质之争”中的“文”与“质”,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以“质”派为例,起初,安清与支娄加谶的“质”是“朴拙”,因其多用音译,故而译文晦涩难懂;及至竺法护的“质”则是“存真的质”,其译经不仅详实可靠,而且比起之前的“质”又畅达了许多,使译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道安更是指出:“文质是时,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即主张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本来面目。

因此,切不可以偏概全,以某一时期的“质”来评述整个“质”派的观点,这是不够客观,也不够科学的。

二　“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
“文质之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

首先,在佛经翻译的初期,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难度极大,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

特别是在翻译宗教经典方面,译经的又都是信徒,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

因此,“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译经实践的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后人不断改进,为使译文通顺流畅,更符合汉语的审美习惯,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这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

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之间传播的。

这些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或者已经对佛经有所了解,因而对于翻译较为“质”,也就是较为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

但是,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麻痹百姓的手段而广泛传播时,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能理解的问题。

因此,译者就逐渐抛弃了以前的“质”,转而以一种更通俗,更明白的方式来译经,也就出现了“文”派。

这里,“文”的概念并不是“雅”,而是“通俗易懂”,“文派译本用的实际上接近于当时的白话,与严复提倡的‘古雅’相去甚远”〔7〕。

因此,“文”和“质”两派的观点,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再次,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质”派的创始者为外来僧侣,其汉语水平成为制约其翻译的重要因素。

正如支谦评竺将炎所说:“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1〕29。

而“文”派的支持者,若非生长于中国,便是久居汉土,前者如支谦,后者如鸠摩罗什。

他们无论对汉语,还是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因而其译经也就更倾向于译入语。

最后,中国文学的影响。

正如“文”“质”二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论一样,其命运也受到中国文论的影响。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提到了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以及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中国传统文论提倡的“言之有物”观,对“质”派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及至汉和晋,“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1〕57,产生了“文”派。

道安在其“五失本”中也提到“梵经尚质,秦人好文”〔1〕37。

故而,“文”派便茁壮地发展起来。

最后,慧远提出的“厥中论”可以说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结语
“文质之争”不仅对当时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作为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盛事,它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钱钟书指出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6〕9,其中的“此”便指的是支谦的《法句经序》。

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多借鉴外国翻译理论。

这反映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正与世界接轨。

但要真正做到与世界同步,甚至领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译论,绝对不能忽视对自身的了解和发掘。

因此,“文质之争”作为中国译史最早的盛事,其历史和理论意义更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吕洁.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3):23-25,84.
〔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7〕张春柏,陈舒.从“文质之争”看佛经翻译的传统〔J〕.国外外语教学, 2006(1):51-56.
〔责任编辑:许　洁〕
201 宜宾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