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站在历史文本解读者后面的思考
周忆霖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将就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解读及历史文本解读者，这三重联系进行一个互动的思考“跳跃”，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来揣摩与思考历史文本解读者在解读历史文本时的“误会”。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用两本书：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需要说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前者在分析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时，主要引用的史料就是后者（顾氏长达10万字的自序；它实际上充当了顾氏自传的角色），也因而同时产生了对后者的解读作用。

这样看来，前者与后者便很自然地建立起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

换句话讲，前者成为了后者的历史文本解读，后者充当了前者解读的历史文本（虽然并非唯一）。

我愿望尝试的是对照比较的方法，将历史文本解读者的“误会”（当然是我主观认为的，这一点不应回避，不过，我会尽量详尽我的理由），通过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这样比照的方式进行揣摩与思考。

在做了以上说明后，便可以进入正题的着墨了。

作者全书第一章名为“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与来源”。

他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是…层累造成说‟”[1]，然后，他说，“我们检视散布在顾颉刚早期著作中的一些零散的文字，正可以充分发现他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大的特色”。

[2]作者所以为的特色即为“伪造”，“我们得注意：他（顾氏）在这里用的是…伪造‟二字”。

[3]他引用的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的这句话，“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

[4]显然，作者是把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牵上了关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相当大的特色”。

我们先从“历史文本”的解读做起。

实际上，作者在解读引文时，只取了“伪造”二字之意，并以此作为层累造成说的特色。

但自序中的原文似乎并未论及层累造成说。

如果我们将原文带回“历史文本”的再解读时，就会发现，顾氏其实是在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5]那么，原文中“它”的指代对象就是“古史”，原文的意思是说，古史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辩论所能弄清楚的！”[6]我对于“历史文本”的再解读是这样
的：古史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

即使单单从史实信息的“纯粹性”传播接递这个层面上看，也会发生自然的演变（传递的“误差”），更不要说，又经过二三千年这个长时间段中，“伪造”因素前前后后、或有或无的间断性参与，因此，古史的结果不是一次辩论所能弄清楚的。

这样看来，作者似乎是把“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作为“伪造”是层累造成说特色的根据。

作者只见了“二三千年”的字样，就理解为“伪造”是不断地在“层累”造成。

这可能是作者将前者当作了后者不间断发生、发展、层累的时间连续性依据，以对应“层累造成说”含义中的内在连续性。

但正如我的“再解读”中所阐述的，顾氏并未将“二三千年”的时间性质定为“伪造” 不间断化的连续性依据，而只是说明“二三千年”这个长时间段中，存在“伪造”因素间断性地参与整个史实信息传递的过程。

简单说，作者的解读着重于“伪造”不（间）断的层累（从而推之，与“层累造成说”有关系），顾氏的本意只是强调在史实传递中，粗在“伪造”的参与（并未强调它的连续性或层累性）。

对于第一处“误会”的分析，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那就是层累造成说来源何处？它若真有特色，那又是什么呢？其实，作者自己是回答了来源何处：“一层一层堆累而成的古史，其…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7]。

自序中的原文是，“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8]把这两段文句前后对照，便会发现，实际上，自序中对于古史“层累造成说”的观点表述更加清晰明了一些，并且注明了这只是“一个假设”。

反而是作者在引述中，未引“假设”这个“重要”属性，并且将“古史”与“层累”（一层一层堆累）的位臵进行了调换，以论证顾氏是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9]，这样的观点。

显然，作者任然是把“层累”与“伪造”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王煦华在《古史辨自序》的前言中，对于这段原文的“再解读”。

“于是他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有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

”[10]这样的“再解读”，在我看来是很完善切意的，我们可以见到，古史的“层累造成说”应解释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有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即古史系统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累造成。

也就是说，顾氏原文当中字里行间是不存在任何“伪造”的意味，只是一种“中性”的表述罢了。

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胡适与钱穆的话作为旁证。

钱穆在《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引了胡适的一段他认为“说来最清楚”的话，其中末句讲到，“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
也就是它的根本方法。

”[11]很明显，“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样的见解除了重在观察“演进”在不同时代传说层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外，似乎是看不出一点对“伪造”的“青睐”。

钱穆在后文中也对胡适末句作了解释，“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

”[12]看来，关于顾氏的根本见解是重在传说演进，无论是顾氏的师辈、同辈（实际上，胡顾之间，顾钱之间在年龄上刚好都只相差两岁）还是他的助手（王实际上还是顾氏遗稿的整理者），在认同上是达成了默契的。

考虑到前者为“历史现场”的言论，后者为“后世之见”，两者的一致，说明顾氏的“层累造成说”重在传说演进这个观点是可靠的。

以传说演进的见解做一个“层累造成说”的假设的顾氏，看来是不太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这样未经假设揣摩后再认定的观点。

在第二处“误会”中，我们已经发现，原来“层累造成说”的特色就是重在传说演进。

不过，作者已经建立起“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顺着这种“伪造”之说的思路，作者将继续走下去，并且越走越远。

作者由前此所立的顾氏是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这样的观点继续往下推衍写到，“由于他（顾氏）认为二三千年之中，有不少人在随口编造历史，所以伪书中的史料完全是伪造者反映现实需要而造的，不可能根据任何真史料，故里面的世界完全是影子，不必经过任何筛选，即可全部推翻。

”[13]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进一步得到了这样的观点：顾氏认为伪书中的史料完全是伪造的，不可能根据（有）任何真史料，所以伪书中的史料不必筛选，即可全部推翻。

依照作者的逻辑，顾氏“认为” 伪书中的史料必全是伪史，是伪史即可全部推翻。

但顾氏否认伪史的方式却并不“符合”作者的逻辑。

顾氏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到，“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14]在否认伪史的方式上，顾氏取的是“比较各书而判定”，作者推衍出的“顾氏”是一旦确认书是伪书，则书中的史料，就即可被全部当成伪史加以否定。

如果现在我们再倒头回来，仔细观察作者“为顾氏”推衍的这段话，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在用词上的“煽动性”：“二三千年”说明时间长；“不少人”说明人不少；“随口编造”隐含不参照（真）史料完全随性伪造之意；然后，这段话总共出现了两次“完全”、两次“任何”、一次“不可能”、一次“全部”，这样一类“偏执极端”的修饰语。

我想，即使是顾氏本人“真正”那么认为，也不会在这段话的最后四个分句中，都使用“不留余地”的修饰词（共计六个）来“加强读者对自己的印象”。

作者越是注意在最后四个分句中都使用“不留余地”的修饰词，（这种表面的“完整性”）反而越会引起我们对于这些“细节”动作背后动机的“联想”。

作者在对“历史文本”进行了一系列解读后，“终于”得出了以下结论：顾氏的“层累造成
说”至少有四个特质，“一、断定汉代或战国是古史放大的时期…战国至汉这一段时间内传说出一部古史来；二、…一旦书伪，史事便伪，不必再做任何的鉴别…；三、传说与伪造之间似乎并未分别，好似…传说‟即是…伪造‟。

只要是传说变迁的痕迹，即表示这件史事是…有意作伪‟的成果；四、史家只能之上古史事变迁之迹，而无法知道何事为真，何事为伪？也不知这些史事最后的真象是什么。

…这主要是因为他（顾氏）把上古史事当作造史家们思想的反映。

”[15]我们看到，首先，“层累造成说”的这四个特质都有“伪造”的幽灵附着，这正好印证了我前文的判断：作者已经建立起“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这种关系只会在不断的阐述中被加强而不是削弱。

实际上，作者开列的四种特质都难以站得住脚。

特质第一点，的原形来源如下，“伪史的充分创造，主要是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段时间的事]：…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16]“历史文本”中的“西汉”被“历史文本解读”无形间扩大为“两汉”，“ 历史文本解读”中的“伪史的充分创造”在特质第一点中被换成“古史放大”，“ 传说出一部古史来”。

如果我们将前者的“伪史的充分创造”依照作者的“伪造”的思路去理解，这应是“伪造”之意，；而后者中，“古史放大”之意模棱两可，只好取“ 传说出一部古史来”中的“传说”二字。

那么就可以发现前者是伪造伪史，后者是传说古史，这两者根本难以等同。

除非你可以将“伪造”等同于“传说”，正如作者在特质第三点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在第二处“误会”的分析中，已经澄清了层累造成说的特色是传说演进，而不是伪造。

并且，“传说”与“伪造”之间根本就相差甚远。

这里引用钱穆的一段话来加以佐证，“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

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

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

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该换的。

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

”[17]关于特质第二点，前文已有所论述，这里就省略跳过了。

特质第四点中，关于“而无法知道何事为真，何事为伪”这一点，前文已经引述过的一段顾氏的话可以与之对照比较。

“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18]显然，作者“答对了”（顾氏答案标准下）一半。

作者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也一口咬定，“层累”与“伪造”脱不了关系。

他说，“可是，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个特质？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所造成的影响。

”[19]这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两个问题：一、作者附着于顾氏的“伪造”之说真正的来源在哪儿？二、康有为对顾氏的思想影响到底有多大？作者提出的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这种观点，
在本文的分析中，已经证明是难以信服人的。

不过，这里的关键还在于作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伪造”之说的思路形成究竟根源何处？可能的“参考答案”还得从“历史现场”找寻。

顾氏在为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所写的跋中，写到这样一段话，“他（钱穆）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

他们的历史考证，固然有些地方受了家派的束缚，流于牵强武断，但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

”[20]再引一段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的字句，如下“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

”[21]前一段引文之所以摘录较长是因为这段话本是应该整体理解的；另外，其中已经牵涉到顾氏对于清代今文家的态度（而康有为恰恰就是清代今文家的代表人物），这对解答第二个问题非常关键，此为后述暂不谈及，仅作简要说明。

我们看顾氏所认同的“作伪”（而不是“伪造”，两者的区别见下文），实际上，只有“西汉末年一段骗案”，即钱穆所指明的“歆、莽一切的作伪”。

对于刘歆“作伪”应如何解释，请看顾氏本人的原话，“…宇宙间的种种事物，有渐变也有突变。

古史的传说和古文籍的本子当然也不能例外。

…刘歆一个人，年寿有限，精力有限，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但这个古文学运动是他于校书后开始提倡的。

”[22]请注意顾氏对于刘歆的看法，“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他是在“校书”中“作伪”。

那么“伪造”与“作伪”之间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关于？“伪造”的定义，在作者“心目中”是这样的：“二三千年之中，有不少人在随口编造历史，所以伪书中的史料完全是伪造者反映现实需要而造的，不可能根据任何真史料。

”[23]作者对“伪造”下的定义是，“不可能根据任何真史料”，似乎也不会根据假史料（作者也没说明），因为是“随口编造”，并且“完全是伪造者反映现实需要而造的”。

这样的概念定义的确依然“不留余地”。

那么，“作伪”又是何意？如果我们依照顾氏的逻辑推衍，所谓“作伪”应该是作伪者在校书中“寄托一些自己的主张和现实需要”，但前提是校书，而不是“造书”。

换句话讲，实在书的基础上作伪，而不是凭空伪造。

看来，作者是把顾氏关于西汉末年的“作伪”之说，“误解”为“二三千年之中”“层累”的“伪造”之说。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伪造”之说的建立还主要是将康有为与顾氏“扯上关系”。

我们要解答第二个问题，康有为对顾氏的思想影响，就必然会带出清代今文家对顾氏思想影响，这样的问题。

前后者当然属于连锁反应。

前文已提到了一段关于顾氏对清代今文家态度的引文。

这里不妨再次引用，“他（钱穆）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

”[24]顾氏明确指出，他对清代今文家的态度是
褒贬各半，有取有舍。

我们可以再从顾氏的自序中，看一看顾氏对于清代今文家的态度究竟如何，“以前我曾经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就傅、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然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

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

”[25]可以确定的是，与前一段引文类似，顾氏都很强调（历史）考证，而不相信甚至鄙视“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其实，就是今文家信仰的微言大义）。

在旁人看来，顾氏与清代今文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请看钱穆在“历史现场”做的一番“观察”，“ 《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

”[26]即使在“历史现场”，“一般的见解”都“常认其（《古史辨》和今文学）为一流”，而“《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却甚少有人知晓。

在“历史现场”出现的这种“大众误会”显然对于顾氏及古史辨运动在后世史家心目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误会。

在本文论述中，作为“历史文本解读者”的作者似乎也陷入了这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钱穆在当时就发现了这种“大众误会”对顾氏个人形象影响的严重性，因而，他劝顾氏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经的学说[27]，以避免顾氏在做考辩古史的工作时，被众人理解为顾氏对于清代今文家立“伪造”学说的继承。

在钱穆看来，顾氏的《古史辨》和今文家的“伪造”学说根本就是两码事。

他谈到，“我们把顾先生的传说演进的见解，和康有为孔子改制新学伪经等说法两两比较，似乎康氏之说有些粗糙武断，不合情理，不如传说演进的说法较近实际。

”[28]这里终于过渡到康有为对顾氏思想影响的问题。

顾氏本人承认康有为对他的启发，他在自序中写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

”[29]但是，如果要论辩伪意识的启示，恐怕胡适对于顾氏的思想影响更大。

顾氏指出，“适之先生...使人读了不但要辩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了一层了。

”[30]实际上，顾氏在自序中最感谢的人的确就是胡适（还有一位是钱玄同），文中有六处提及胡适，可见胡适在顾氏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这样一般的分析后，还需要做一点，就是将顾康二人思想做一个简略地比较。

第一，在疑伪上，康有为持古史全盘伪造的观点，而顾氏持比较辩伪、除去伪史、伪书中的伪史的观点；第二，在根本见解上，康有为持新学伪经的“伪造“学说，而顾氏持传说演进的层累造成说；第三，在辩古目的上，康有为是作为儒者尊孔托古改制而疑古，而顾氏是作为史家否定伪古史，建设真古史。

看来，顾氏的《古史辨》终究与康有为的“伪造”学说相距甚远。

通过本文的写作，我在对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这个过程中，同
时对历史文本解读者的“误会”进行了一定的揣摩与思考。

这样的揣摩与思考似乎有待指正，但是，就本文涉及的这个单例分析，我还是得到了以下结论：作者（“历史文本解读者”），似乎受到了“历史现场”大众误会的误导，并带着这样一种“历史现场”留下来的印象误会，去解读“历史文本”，甚至“历史文本”的主人。

站在历史文本解读者后面的思考，是要通过关注和重视历史文本解读者，这个群体本身，并通过进行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工作，来实现更好地解读历史文本的目的。

本文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罢了。

注释
[1]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页.。

[2]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页.。

[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一页.。

[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19页。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19页。

[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20页。

[7]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二页.。

[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68页。

[9]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二页.。

[10]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前言，第4页。

[11] 胡适：转引自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5页。

[12]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5页。

[1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三页.。

[1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自序》，第3页。

[15]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16]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一页.。

[17]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6页。

[18]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自序》，第3页。

[19]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二百九十三页.。

[20]顾颉刚：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27页。

[21]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7页.
[22]顾颉刚：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28页。

[2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三十三页.。

[24]顾颉刚：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27页。

[2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46页。

[26]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6页。

[27]顾颉刚：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27页。

[28]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第636页。

[2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59页。

[3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自序》，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