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站在历史文本解读者后面的思考

周忆霖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将就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解读及历史文本解读者，这三重联系进行一个互动的思考“跳跃”，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来揣摩与思考历史文本解读者在解读历史文本时的“误会”。本文的写作主要参用两本书：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需要说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在分析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时，主要引用的史料就是后者（顾氏长达10万字的自序；它实际上充当了顾氏自传的角色），也因而同时产生了对后者的解读作用。这样看来，前者与后者便很自然地建立起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换句话讲，前者成为了后者的历史文本解读，后者充当了前者解读的历史文本（虽然并非唯一）。我愿望尝试的是对照比较的方法，将历史文本解读者的“误会”（当然是我主观认为的，这一点不应回避，不过，我会尽量详尽我的理由），通过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这样比照的方式进行揣摩与思考。在做了以上说明后，便可以进入正题的着墨了。

作者全书第一章名为“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与来源”。他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是…层累造成说‟”[1]，然后，他说，“我们检视散布在顾颉刚早期著作中的一些零散的文字，正可以充分发现他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大的特色”。[2]作者所以为的特色即为“伪造”，“我们得注意：他（顾氏）在这里用的是…伪造‟二字”。[3]他引用的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的这句话，“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4]显然，作者是把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牵上了关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相当大的特色”。我们先从“历史文本”的解读做起。实际上，作者在解读引文时，只取了“伪造”二字之意，并以此作为层累造成说的特色。但自序中的原文似乎并未论及层累造成说。如果我们将原文带回“历史文本”的再解读时，就会发现，顾氏其实是在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5]那么，原文中“它”的指代对象就是“古史”，原文的意思是说，古史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辩论所能弄清楚的！”[6]我对于“历史文本”的再解读是这样

的：古史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即使单单从史实信息的“纯粹性”传播接递这个层面上看，也会发生自然的演变（传递的“误差”），更不要说，又经过二三千年这个长时间段中，“伪造”因素前前后后、或有或无的间断性参与，因此，古史的结果不是一次辩论所能弄清楚的。这样看来，作者似乎是把“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作为“伪造”是层累造成说特色的根据。作者只见了“二三千年”的字样，就理解为“伪造”是不断地在“层累”造成。这可能是作者将前者当作了后者不间断发生、发展、层累的时间连续性依据，以对应“层累造成说”含义中的内在连续性。但正如我的“再解读”中所阐述的，顾氏并未将“二三千年”的时间性质定为“伪造” 不间断化的连续性依据，而只是说明“二三千年”这个长时间段中，存在“伪造”因素间断性地参与整个史实信息传递的过程。简单说，作者的解读着重于“伪造”不（间）断的层累（从而推之，与“层累造成说”有关系），顾氏的本意只是强调在史实传递中，粗在“伪造”的参与（并未强调它的连续性或层累性）。

对于第一处“误会”的分析，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那就是层累造成说来源何处？它若真有特色，那又是什么呢？其实，作者自己是回答了来源何处：“一层一层堆累而成的古史，其…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7]。自序中的原文是，“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8]把这两段文句前后对照，便会发现，实际上，自序中对于古史“层累造成说”的观点表述更加清晰明了一些，并且注明了这只是“一个假设”。反而是作者在引述中，未引“假设”这个“重要”属性，并且将“古史”与“层累”（一层一层堆累）的位臵进行了调换，以论证顾氏是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9]，这样的观点。显然，作者任然是把“层累”与“伪造”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王煦华在《古史辨自序》的前言中，对于这段原文的“再解读”。“于是他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有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10]这样的“再解读”，在我看来是很完善切意的，我们可以见到，古史的“层累造成说”应解释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有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即古史系统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累造成。也就是说，顾氏原文当中字里行间是不存在任何“伪造”的意味，只是一种“中性”的表述罢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胡适与钱穆的话作为旁证。钱穆在《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引了胡适的一段他认为“说来最清楚”的话，其中末句讲到，“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

也就是它的根本方法。”[11]很明显，“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样的见解除了重在观察“演进”在不同时代传说层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外，似乎是看不出一点对“伪造”的“青睐”。钱穆在后文中也对胡适末句作了解释，“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12]看来，关于顾氏的根本见解是重在传说演进，无论是顾氏的师辈、同辈（实际上，胡顾之间，顾钱之间在年龄上刚好都只相差两岁）还是他的助手（王实际上还是顾氏遗稿的整理者），在认同上是达成了默契的。考虑到前者为“历史现场”的言论，后者为“后世之见”，两者的一致，说明顾氏的“层累造成说”重在传说演进这个观点是可靠的。以传说演进的见解做一个“层累造成说”的假设的顾氏，看来是不太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这样未经假设揣摩后再认定的观点。

在第二处“误会”中，我们已经发现，原来“层累造成说”的特色就是重在传说演进。不过，作者已经建立起“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顺着这种“伪造”之说的思路，作者将继续走下去，并且越走越远。作者由前此所立的顾氏是认定““这些上古系统是随口编造，愈放愈大的”，这样的观点继续往下推衍写到，“由于他（顾氏）认为二三千年之中，有不少人在随口编造历史，所以伪书中的史料完全是伪造者反映现实需要而造的，不可能根据任何真史料，故里面的世界完全是影子，不必经过任何筛选，即可全部推翻。”[13]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进一步得到了这样的观点：顾氏认为伪书中的史料完全是伪造的，不可能根据（有）任何真史料，所以伪书中的史料不必筛选，即可全部推翻。依照作者的逻辑，顾氏“认为” 伪书中的史料必全是伪史，是伪史即可全部推翻。但顾氏否认伪史的方式却并不“符合”作者的逻辑。顾氏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到，“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14]在否认伪史的方式上，顾氏取的是“比较各书而判定”，作者推衍出的“顾氏”是一旦确认书是伪书，则书中的史料，就即可被全部当成伪史加以否定。如果现在我们再倒头回来，仔细观察作者“为顾氏”推衍的这段话，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在用词上的“煽动性”：“二三千年”说明时间长；“不少人”说明人不少；“随口编造”隐含不参照（真）史料完全随性伪造之意；然后，这段话总共出现了两次“完全”、两次“任何”、一次“不可能”、一次“全部”，这样一类“偏执极端”的修饰语。我想，即使是顾氏本人“真正”那么认为，也不会在这段话的最后四个分句中，都使用“不留余地”的修饰词（共计六个）来“加强读者对自己的印象”。作者越是注意在最后四个分句中都使用“不留余地”的修饰词，（这种表面的“完整性”）反而越会引起我们对于这些“细节”动作背后动机的“联想”。

作者在对“历史文本”进行了一系列解读后，“终于”得出了以下结论：顾氏的“层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