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绝对精神”与“中国魏晋风度”

（杂文）乱弹“黑格尔绝对精神“与”中国魏晋风度“
“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
---黑格尔
费君箫
一，“绝对精神”，康德正反合律，人类社会三者的内在联系
看到这个标题，一个是黑格尔提的哲学理念;另一个是中国的人文古典风韵，两者相差一千多年，有如何扯得上关系？要厘清这一点，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绝对精神”？什么是“魏晋风度“？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黑格尔所认为的世界本源，又是依照康德正反合律发展而来。

要解释清什么叫绝对精神，我们得知道什么是正反律。

如果以一个具象化的例子来说明正反合律，且做如下比方：假如你面前有一颗草，直立不倒，那么这一阶段，立草我们视之为“自我“；第二阶段，立草因风或倒或歪，那么进入“自我”的否定阶段，也就是立草的反面-非我；第三阶段，草具备某种抗风抗打击能力，再次挺立，表现上仿佛是回到了“自我”，但此时的自我，已经是把一，二阶段的自我与非我混合为一总结提升的结果。

而黑格尔所提的“绝对精神”，贯穿了正反合的线索，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也就是“能思的心灵”。

而这个精神依照正反合律，毫无疑问也有着三阶段。

第一阶段，主观精神。

所谓精神的自我，便在于“精神与物质存在的分离”，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认为“天上有什么就是什么，同时理性意识诞生，拿到人类社会去类比，也就是在于人类学会钻木取火之后，人的意识能动性充分树立，精神从物质存在解放出来，人类至此高于动物。

不过，这种解放，这种初期的分离，是混沌的，不充分的，可能连黑格尔所说“理性的第一产物“，也就是“语言”都没有出现的人类社会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客观精神。

人类社会形成，国家机器运作，人类对自然的开拓前所未有，精神重返物质，成为精神的“非我“，物质精神二度统一。

客观物质存在高于精神，一切精神原则，围绕物质实在而外化。

这个时候，也就是人类出现古典意义的王朝国家的时候，而这样的一种客观精神，外化进入社会层面，有如下特征：
1.国家机器高度发达，非宪法型法律（也就是刑法，民法等具体法典）高度完备.
2.伦理价值观形成了完备系统，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律支配一切”
3.实用类科技发达，理念科学匮乏（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理论）
4.务实意识强烈，“功利”与“世俗“价值信仰成为人类行为驱动力。

5.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整体羞耻感文化。

可能说到这，不少人会立马想到某国某文化，没错，本文的基本点也在于此，不过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来谈谈第三阶段，也就是黑格尔认准的“上单打野大杀器“
第三阶段，绝对精神。

物质与精神的二度结合结束，精神又一次分离，表象上重返第一阶段。

但与第一阶段的分离不同，此时的分离，不再是混沌地初步分离，而是与物质存在充
分结合后，理解了物质存在本质的二度分离，回归了物质存在本质的绝对独立。

此时此刻，物质存在彻底沦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成为“精神自我“与”精神非我“的统一，与叔本华“世界是表象的世界”其实殊途同归。

具有绝对精神理念的社会，有如下特征：
1运用宗教神学追寻“.理想王国空间”，与哲学追求的东西相一致
2社会.哲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探索终极真理，用哲学追目的而不是用于世俗实践。

3.社会民众人格独立性强，具有某种的“自由情趣”
这便是黑格尔所认为的精神终极形态，也就是人类社会达到的最终巅峰，黑格尔对此有宗教般地痴迷。

当然肯定有人已经将这样的社会又与某国某文化对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未必正确。

但毫无疑问，为我们再次思考中华文明，乃至认识到魏晋风度在华夏人文史上的不同凡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切入视点。

回到副题“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马克思曾将历史分为三类”反思的，直观的，批判的“，受到很大程度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具象“，也就是说，历史只能表现出世界本质-也就是精神的发展变化过程才能被称之为历史，所谓物质存在，物质生产的历史，只能作为精神的表象。

也就是说：物质生产的历史不能称之为历史。

反思的，精神的历史才能被称之为历史。

二，“儒家实用主义封锁线“与中国历史所以黑格尔一旦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就做出了“中国历史终结于春秋战国，之后就永远停滞不前的判断”，因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民族精神气质的形成阶段。

在儒家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在黑格尔看来，中国的民族精神特质内涵，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被展示完毕，精神的具象化任务在春秋战国就结束。

而之后的中国，在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直在儒家文化精神框架内或修修补补，或重复量变，或循环往复。

处于地平线涌动式发展，从未有过突破。

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在本质上是停滞的，重复的。

作为一个从小的中国历史骨灰级爱好者，黑格尔历史观如何我却不想探讨，但如果我们要准确反思中华文明，反思中华文化，乃至反思中国人文精神的得与失，黑格尔的给予的哲学视点是高度的，凝练的，总结的。

中国与“精神的第二阶段高度契合“，想必诸位看官已经看出来了，诸位看官想必同样看出来的是，大部分西方国家和黑格尔所追求的“绝对精神”基本吻合。

中国自秦汉以下确立的儒家文明，在我看来用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既是中华文明传续至今的根脉活力所在，也是中华文明的局限性所在：
1.从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学而优则仕”出发的世俗务实性。

秦始皇统一六
国，郡县制广为推广，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伴随而来，是
春秋战国贵族政治环境下，探究世界本体本源的朴素人文精神几乎消逝，而汉朝以
来，儒家文化中深刻的务实精神，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与官僚政治的权威融为
一体，造就了伦理道德体系完备，入世情怀无比奉沛的中国人、中国人的信仰，不
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以忠孝礼义伦理为出发点，围绕“世俗”与“现实”行动的
世俗信仰。

这使我们避免很多类似于欧洲政教不分带来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危机
民族危机中，中国人自发的世俗爱国主义，务实特质也正是我们免于一次又一次亡
国灭种结局的重要原因。

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客观精神，所以，我们是民族精
神充沛的民族，也就是客观精神高度发达的民族。

但同时也是绝对精神较为匮乏的
民族，我们围绕着物质存在而展开的民族特性，注定了我们不可能是产生宗教神学，近代哲学的民族。

2.科技的实用性。

一般来讲，科学具有三个层次：科学技术，科学理论，科学精
神。

中国的古代科技，是知性与感性的收获，也就是说，不是科学方法和理性分析
的结果。

是经验的反馈，而不是科学方法的验证，中医，四大发明无一不是由此而
来。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发展，长期停留在实用技术层面，无法抽象概括，形成
理论，更无所谓形成宗教情怀般的科学探究精神。

不排除也有像《周髀算经》提出
勾股定理那样的例外，但如果我们只谈古代的科技主流，毫无疑问，是实用的，经
验的，而非抽象的。

近代科学的产生没有在中国，有诸多原因，但属于文化的，精
神的原因，毫无疑问在于这里。

3.大一统文化的整体性。

中华文化的哲学根基之一，毫无疑问，是“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的尚同同一性，在秦始皇用霹雳手段确立大一统文
明的至高无上之后，又经过汉儒董仲舒“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
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的阴阳合一论的充分阐述，加之汉武帝又废弃诸子，
先秦时期重视个体的思想流派，如杨朱学派，纷纷被弃置。

大一统的民族至高理想，
注入了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灵魂之中，同时也造就重视整体轻视个体的思想脉络。

整体尚同的思想，使得个体难以脱离于整体存在，个体的精神空间，也就无所谓充
分地挖掘开发。

从而导致具有近代色彩的独立人格无法在中国产生，人文主义精神
未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也在于此。

所以，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是处于“量变充分质变未有”的地平线涌动式发展，物质生产在不停进步，而社会性质，民族精神，思想文化却始终在循环往复，陷入了一种“历史周期律“的悲凉怪圈。

是因为，中国两千年一直是处在“儒家实
用主义文明封锁线之下”，中华文化，是缺乏”绝对精神特质“的，没有绝对精神
特质，产生不了追问理想空间世界的近代哲学，产生不了市场经济所急需的消费者
独立人格，更产生不了以抽象深思为特定思维方式的近代科学。

“儒家实用主义文明封锁线“是中华的大幸，但也是大不幸。

三，黑格尔“绝对精神“视角下的魏晋
风度
然而，尽管儒家文明在两千年中国历史中长期处于主流，也是中国的基本文明脉
络，但这个脉络走向是否就是一成不变，无所动摇的呢？
事物是波动，文明也不例外。

客观精神充沛的儒家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波动与例外。

产生某种类
似于“前绝对精神”特质的文化形态。

今天这个词，我们不再陌生，那便是鲁迅所说的“魏晋风度”。

对于魏晋风度的褒贬，历来人看法不一。

我认为，认识事物是有维度的，维度不同，结论也就完全不同。

譬如魏晋风度，按照传统认识维度，也就是从政治务实和政治实践维度去认识。

传统对魏晋风度的认识，东晋大权臣，名将桓温的概括总为精炼。

桓温在冉闵颁布杀胡令后，乘乱收复西晋故地，进军关中，关中父老夹道欢迎，箪瓢屡空。

桓温民族大义之心油然而生，遂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等岂能推其责乎？“《晋书》”
王夷甫是西晋的清谈名士，也是一代玄学大家，夷甫是其字，其全名叫王衍，西晋灭亡后，石勒将其用推墙推杀而死。

西晋在统一三国后，国祚不长，先后陷入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整体南下，东移江南，是为东晋，而北方，则陷入了民族大混战“永嘉丧乱，衣冠南渡，中原志族十不存一”《晋书》“。

而与现实政治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晋政治集团对现实的逃避。

西晋的士大夫阶级自曹魏正始年间“浮华交会之际“，援老入儒，以解释“周易，老，庄”三玄为鲜明特点的魏晋玄学清谈之风波澜不兴。

桓温，石勒这样出生士族门阀底层或社会底层的“唯才是举”的政治务实者，自然对清谈玄学这等浮虚之风嗤之以鼻，桓温本身就留下了“哪得坐谈”等讽刺清谈玄学的“佳话。

也就是说，按照儒家正统的传统务实观点，此等空谈之风，导致了政治精英集团的集体不作为与思想沉沦，门阀士族沉迷于独立的精神空间，沉迷与对世界本体的追问追思，将世俗的政治责任道义抛之脑后。

在魏晋风度的极致享受，五石散的迷幻梦背后，是生民因战乱而流离的血泪，是民族流浪的时代悲歌，是民族仇杀的白骨支离。

（匈奴人入主不久，建立了前赵，羯族人石勒代赵自立，是为后赵。

公元350年，后赵汉族大将冉闵颁布杀胡令灭绝羯人，民族仇恨达到顶点）
没错，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只要是任何一个智商情商正常发育的人类，都不会魏晋风度产生任何好感。

但，我依旧坚持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维度的，如果我们冷血一点，无情一点，那对魏晋风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就要换一个维度了。

而，这个维度，便是人文精神，个体人格
正如前文所言，中华文化注重实用与整体，是处于客观精神充斥下的一个极其强大的世俗信仰系统。

两汉之际，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大一统”的尊严开始至高无上，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自主精神，就陷入了被整体性文化囚禁封锁的牢笼，个体难以从中解放出来。

“个体的解放”这个话题是具有后现代的美学意义的，他意味着人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意识到个体意志独立性的高贵。

个体解放，个体意识到自己不是一般的存在，不是可替代的，也不是可重复的，个体，然后个体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之中才有本质。

这才有海德格尔之所谓“此在”，也就是说，解放的个体，不是“彼在”，“他在”，而是最个性的“此在”。

个体的自由空间，精神不灭，远远高于整体存在，方才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化为“绝对精神”。

这样的个体自主，这样的超越现实务实性，在中国有没有发生过呢？
答案是，有，起于我们并不陌生的三国时代，也同样终止于我们并不陌生的隋唐时代。

但他的高潮发生在我们陌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他便是以“魏晋玄学“为核心的”魏晋风度“。

汉代以降，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形态，往往是两手准备：一是联合世俗豪强，地主或者“寺人宦官“之辈以刑杀威慑，典型代表如党锢之祸等。

二是以光武帝刘秀为代表，运用图谶经纬之学，将政治话题敏感化，神秘化，使知识分子沉迷于谈玄思玄，再不敢赤裸裸地直言“复先王之世，寻内圣外王”的理想国，而是曲折委婉，复求自我修身，从而达到对知识分子人文理想国精神的阉割，从此，江山不再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热情所摇撼，方才“如僵尸般万世不易”，不可动摇。

而，这样处于政治高压威慑下和被神秘主义扭曲后的士大夫精神形态，已经越来越畸形，到了魏晋，这样一个“畸形儿”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文化异动”
“名教合于自然“的正始魏晋玄学诞生了。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们正在白日放歌。

“乘兴而来，不见老友”的王徽之正在行舟侧畔
“未若柳絮因风起”的谢道韫正仗剑杀贼。

“坦腹东床”已久，王羲之笔下早已入木三分
才磕完五石散，谢太傅在群芳环绕之中解衣欲睡，哪知“东山再起“的敲门声早已响起。

谁却料到，陶渊明乘此时掉进了桃花源。

没错，这是一个个唯独属于个体的鲜活生命，现实算什么，统治者的杀威棒又算什么，世俗的行为规范也算什么，五石散背后的天堂属于自己就等于属于了全世界！
这便是魏晋风度背后所承载的中国文化意义，甚至好不夸张地说，从精神解放的意义来讲，他丝毫不亚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甚至比那个舶来品当中宝贝的新文化运动高贵了不知了多少倍。

这更是第一次把中国从“世俗客观精神”中解放出来，挑战两千居于主流的“儒家实用主义封锁线”，并无限逼近于黑格尔所说“绝对精神形态”的文化转型契机。

这也是重塑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从追求现实的物质困境中摆脱，重新思考世界本体本质的超越之日。

然而，因为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使此等绝世风度只困于“门阀名士”内部，没有处理好与中华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更未能发散为整体社会文化环境。

加之，士大夫阶级沉溺于此，忽视了现实的政治道义责任，反而使中华文化“世俗务实精神”再次提振抬头，生民因战乱身首两分，只愿为那嗟来之食，暖心之衣而奋争。

俗信仰决不会安放这等文人的自我亵玩，更因为现实政治危机的实际需求，以刘裕为代表的庶族地主阶层崛起，东晋灭亡，历史进入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魏晋风度也伴随着士族门阀的解体从而如过眼云烟，不再复现与当下。

所以，追思魏晋风度，便是追思那属于中国的“绝对精神”的最终绝迹，凭吊魏晋风度，便是凭吊中国式个体的消亡，震撼于魏晋风度，便是震撼于那文人自我亵玩的游戏人生和“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生民之苦，还有这两者相互对比下的历史眩晕感。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怀才不遇，曾登临岘，凭吊西晋名将羊祜碑文。

留下一诗，虽本意为感慨求仕不遇，但我认为若为魏晋风度作祭文，当以此文：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粘襟、
有时醉梦假寐，我便窃以为重生于东晋五胡乱华之时，却见面前有一名士，器宇不凡，身高八尺，但衣着粗俗，不修边幅，毛发多年未洗。

一边与我品评天下事，一边却时不时将衣服尘土中冒出的虱子用手掐死。

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中国人想改变世界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正襟危坐,冠冕堂堂”？
费君箫，系黑龙江大学政治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