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帝国主义丛林法则的批判_埃伦_伍德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理论研究

摘要：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的经济与军事扩张都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基础，当代以资本剥夺逻辑为信仰的新帝国主义仍然延续着这种丛林法则。

当代新帝国主义的丛林法则呈现出貌似正义实则侵略的悖论特征。

伍德关于新帝国主义新丛林法则悖论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与军事扩展的霸权主义本质，也警示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坚守和平崛起的中国立场，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为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而努力。

关键词：丛林法则；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图分类号：D033.3(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5-0042-04
当代新帝国主义丛林法则的批判
———埃伦·伍德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理论研究
武宏阳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并没有使美国的政客们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外交政策进行反省，他们反而认为美国更加需要采取不可预测的军事行动，为政治目标而动用军队的想法要比实现某种特定的军事目标的想法更为重要。

于是他们鼓吹“无限战争行动”，呼吁进行一场“开放式”的不受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战争。

“无限战争行动”满足了美国这个新帝国主义霸权政治的特定要求，从而成为当代帝国主义霸权的理论工具。

美国的“无限战争行动”实施以来，世界弱小国家的民族主权经常被摧毁和践踏。

针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西方左翼展开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思考和研讨，对于当代帝国主义的合法性的质疑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浪潮。

在众多的关于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批判理论中，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埃伦·伍德（以下简称伍德）通过对不同形态的霸权主义国家海外扩张活动的历史考察，发现“无限战争原则”的逻辑是一种披着“合法性”外衣的资本主义新丛林法则，它为当代新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和政治霸权整合提供了借口，其实质仍然是一种马克思所揭露的传统资本积累和价值剥夺的异化形态。

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以揭示历史上不同类型的霸权主义丛林法则的生成路径为切入点，揭示了隐藏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中的资本剥夺逻辑的内生性悖论，并试图以此来建构西方左翼的新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从《乌托邦》到《政府论》，殖民主义丛林法则逻辑的生成路径
伍德认为，西方传统的殖民主义国家形态虽然经历了多次转换，但都一直信奉一项强权逻辑，即既要实施侵略行为，又要为他们的侵略行为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这件合法性
的外衣是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洛克的《政府论》中所标榜的资本剥夺逻辑，这项资本剥夺逻辑暗含了殖民主义侵略理论内生性的价值悖论。

丛林法则本来是自然界动物之间的残忍的弱肉强食法则，但是，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殖民主义之后，丛林法则就被嫁接到了人类的社会活动中。

在16世纪，英国正在推行一套殖民计划，因此需要为殖民侵略寻找合法性借口。

这本来是一件充满悖论和谬误的社会事件，但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的殖民构想理论，使英国的殖民计划获得一个伦理支撑，从而将殖民侵略计划转换成为残酷的社会现实。

莫尔是第一位重新用古罗马“colonia ”的概念描述在海外土地上定居行为的英国作家。

在莫尔假想的“乌托邦”中，某个国家可以合法地把本国的剩余人口迁往他乡建立殖民地，而殖民者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如果当地人不愿接受殖民者高效的生产方式，殖民者有权动用武力夺取土地，必要时甚至可以迫使原住民离开自己的土地，这样未被有效使用的土地就可以被殖民者所夺取。

莫尔之后，国际私法的创设人胡戈·格老秀斯则是从战争角度来构想殖民掠夺的合法性。

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将海洋比喻为空气。

因为自然界的空气永远不可能被某个人或者国家与任何组织单独占有和使用，所以它应是共有资源，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

既然海洋具有像空气一样的物质属性，那么国家对于海洋的所有权单独裁决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根据格老秀斯的战争理论，荷兰殖民者制定了远大的海洋征服战略，对于其他国家已经使用和占有的海洋领域展开夺取战争，其理由是海洋并非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财产，每个国家都拥有利用海洋谋利的权利。

格老秀斯的这项理论正是服务于荷兰帝国主义者的终
作者简介：武宏阳（1972—），男，河南平顶山人，哲学博士，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极目的———开辟海洋侵略通道。

伍德认为格老秀斯创造了一条以侵略性来追求商业利润的欧洲殖民活动的公式。

格老秀斯“赋予了国家一系列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权利可被用于当时的一切活动中。

”［1］莫尔和格老秀斯都为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们的理论分别构成了帝国主义陆地和海洋殖民侵略理论的肇始。

莫尔和格老秀斯的殖民理论被后来的两位英国殖民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戴维斯和配第继续发展，他们两个人都认为，殖民剥夺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实现。

戴维斯认为英国国王夺取爱尔兰的土地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而且是良心之必须。

“鉴于他们生活的土地半数处于荒芜状态，其价值还未开发到其应有的一半；而把这些执行使命者（殖民定居者）安插到他们中间，这些土地就会得到完全彻底的耕耘和施肥，500英亩的价值将胜于目前的5000英亩；因此，再次奏请陛下尽可以本着良心来成就此事，因为从多方面讲这都是为这些原住民谋取利益。

”［2］戴维斯对他国土地发动殖民侵略的标准不是土地“未被占有”，也不是“未被开垦”，其关键是土地“价值”的发现。

按照戴维斯的理解，爱尔兰的土地因为产出不够高，收益不够大，所以应该被剥夺，英国君主如果不采取剥夺行为将会是一件不符合正义的举措。

在戴维斯之后，经济学家配第将资本主义的殖民理论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他专门炮制了一门关于殖民理论的政治经济学。

在《爱尔兰政治解剖》一书中，配第主张要衡量土地的内在价值，需要某种持久的以货币形式衡量商品“外在价值”的手段。

这样配第运用了一个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革新。

用货币来决定土地的“自然价格”并因此实现了对于恰当的地租的测算。

配第和戴维斯的兴趣都在于保证最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为目标的殖民经济政策，在他们看来，殖民者要夺取的土地不仅涵盖了撂荒的土地，而且包括了根据英国商业化农业标准来判断的那些耕作水平尚不够高的土地。

莫尔、格老秀斯、戴维斯和配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强权特征，这一特征成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批判殖民主义的软肋。

英国的思想家洛克则是巧妙地将这一理论缺陷深深地隐藏起来，使人不易觉察。

洛克的《政府论》阐述了“价值的创造是财产的基础”的观点。

这里的价值不是“内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仅靠“占有”还不足以创建财产权，甚至围猎、采集之类的活动也不能创建财产所有权，财产权必须体现在“交换”之上。

在此基础上，洛克认为，美洲是一个“自然国家”的样本，那里虽然有人居住的，但没有真正的商业性交换，没有对土地的改良优化，没有对土地的生产性和赢利性加以使用，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财产，所以在那里所有土地均可自由取用，美洲的土地要对殖民开放。

这种开放是一种“正当取用”。

洛克用“正当取用”代替早期的“合法夺取”的殖民占有理论，其立足点不再着眼于一股政治力量对另外一股政治力量的控制权等问题，他把殖民扩张置于资本主义的财产观念上。

“在他的财产理论中我们发现：帝国主义正在变成一种直接经济关系，尽管这种经济关系仍然需要‘暴力’来培植与维护。

支持这种关系的不是统治权，
甚至也不是占有权，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权利，或更确切地讲，是生产交换价值的责任。

”［3］洛克的这套理论不仅能够为资产阶级在国内驱逐农民和圈地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它同样还成为支撑资产阶级展开殖民掠夺行为的文本，洛克的理论使资本逻辑的强权法则越发坚硬。

伍德通过对殖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从莫尔到洛克，几乎所有的殖民主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阐发观念时，都极力借用“合法性”这个概念，这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家可能是在无意之间，构建了一个悖论性的殖民理论，这个悖论就是既要侵略又要合法。

“合法性”作为一条殖民主义的伪装旗帜，一直贯穿于殖民主义发展的始终。

殖民行为因为丧失合法性而成为不正义的，同样也因为不正义而丧失合法性，但是殖民主义者却不断地祭出合法性的政治话语来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于是“合法的侵略”成为一条隐藏在所有殖民主义理论的一条古老而又充满悖论的丛林法则。

二、丛林法则的合法化运动：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异化现象
在考察了传统殖民主义合法性的悖论之后，伍德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战争正义原则”发出了合法性追问。

伍德认为当代的霸权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和传统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占领行为一样，都没有合法性。

但霸权主义经常宣称自己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如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政府反而宣称自己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而发动战争。

所以，对霸权主义合法性的讨论是一个立基于现实基础上的迫切需要破解的政治理论命题。

如何揭示当代霸权主义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错位呢？伍德将当代的霸权主义理论置放在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合法性的哲学思考框架之内展开讨论。

合法性是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阐发观念时，都极力借用这个概念，所以当代帝国主义也将它视为一个必须争夺的道德高地。

卢梭是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则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合法性的概念具有了两重含义：一是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二是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

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根据韦伯的看法，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着‘正当’理由的时候，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

而所谓的正当性，实际上就是指对某种合法秩序的信念，以及行动受这一信念支配的可能性。

”［4］“合法化”是与“合法性”相伴生的一个概念，合法化的基本涵义就是显示、证明或宣称某项行为或者主张是合法的、适当的或正当的，以获得承认或授权，这是一个单向度动态的概念；合法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统治的一方对
合法性的宣称和被统治的一方对合法性的相信，是一种双向度静态的概念。

合法化表示主动建立与特定规范的联系的过程，合法性表示的是与特定规范一致的属性。

换言之，当合法性可能被否定的情况下，或者当合法性的客观基础受到怀疑的时候，为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而对合法性努力维护的过程就是合法化。

在韦伯关于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伍德认为当代霸权主义的合法化运动并不能表明霸权主义是合法的。

霸权主义经历了商业霸权、领土霸权最后过渡到了当代的经济霸权，尽管这个转换被“全球化”的外衣所掩盖，但是，霸权主义的非法性实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在主权国家即超经济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事实的经济霸权。

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不过是传统殖民主义国家的翻版，只是其霸权主义的目的隐藏在全球化系统中，“军事势力构成的超经济力量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变得对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并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中显示出新的形式。

”［5］
伍德指出，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经济霸权，同时也是军事霸权，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联系: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由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所决定，对从属地区施加强制和剥削；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造就了其最昂贵的军队和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反过来又支撑了其经济霸权。

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却较少地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其主要目标就在于威慑和抑制其竞争对手，使军事霸权作为支持其统治和控制世界市场的后盾，以保障其经济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表面上是具有相互独立，实质上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根本来源，而后者则有效地保障了前者在全球层面的行使运作。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呈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又再度合一的矛盾景象，在资本的帝国具备超强的经济权力的同时，帝国本身也加剧了它对军队和战争的需求。

这正如大卫·哈维所发现的那样，当代美国之所以称霸全球，因为它将军事力量视为唯一的绝对力量。

以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为例，当前的国际形势表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等与美国可以抗衡的国家，对海湾地区石油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严重，“那么美国希望通过牢牢地控制石油命脉，从而有效地控制全球经济，并确保未来50年内的霸主地位”［6］
但是美国的海湾战略遭到了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坚决反对，而海湾地区兴起的反美浪潮也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美国开始强制性地动用武力。

美国通过成功推翻萨达姆政权，稳定了沙特政府，并试图控制伊朗，巩固他在土耳其和乌兹别克的战略，以此来控制里海盆地的石油资源，“美国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其军事优势，防止和阻碍任何竞争对手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将防止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
［7］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威慑的强权，这些国家对外的战争自然不具备合法性。

新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虽然认可这些行为，但是这种认可不过是一种合法
化运动而不是合法性，而是一种资本帝国霸权主义的异化形态。

新帝国主义国家致力于自己霸权主义运动的合法化，恰恰是他们的霸权主义行为存在着合法性危机的证明。

霸权主义因为丧失合法性而成为不正义的理论，这项理论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混乱和对抗。

所以伍德认为，“在全球性经济势力与其他政治支持之间的不平等中，必定存在一个日渐扩大的对立空间。

”［8］
三、向资本主义制度开火：西方左翼政治批判目标的矫正
伍德运用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了当代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正义实质，从而揭示出了当代霸权主义新丛林法则的逻辑悖论，她的理论彰显出一种犀利的批判精神。

但伍德的批判理论又不同于传统西方左翼的批判理论，较之于其他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理论，她的批判理论之矛直接指向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醒人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体系中活跃的霸权主义国家的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伍德的批判理论堪称当代反对霸权主义的左翼新理论，她的理论为西方左翼提供了一个批判霸权主义的理论新平台。

伍德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对如下两个左翼理论批判误区的扭转与矫正。

第一，伍德试图改变当前西方左翼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误读现状。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使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美国学者福山的旨在贬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伴随着“文明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终结论思潮汹涌而来。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席卷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有上风的情况下，西方左翼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产生了理论误区，例如哈特和奈格里合著的《帝国》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殖民主义的被推翻和苏联政权瓦解，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的逻辑和结构，民族国家逻辑逐渐消失，众多的自治组织代替国家的权利秩序，自治组织的宪法权力击败了国家的宪法权利，政治在帝国里面被清除。

“帝国”在全球形成了没有权力中心、没有疆界限制的统治机器，它由一系列的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组成，它将民族国家整合于统治的单一逻辑之下，民族国家的界限由此变得越来越模糊。

［9］
《帝国》的上述
观点得到了西方一些左翼思想家的认可，哈贝马斯等人甚至将它理解为当代《共产党宣言》。

伍德深感上述言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误读，这会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方向上的错误引导。

她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哈特和奈格里关于民族国家消亡的主张。

首先，虽然当代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但还是鲜明地以国家为主体，它既以经济手段实现全球统治，同时又以一种全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因此，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才更需要国家，而国家和全球资本的统一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其次，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界限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因为市场规律在解体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更加需要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民族国家是维持这种地方社会秩序的根本力量。

第二，纠正了西方左翼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对象的错位。

当前西方左翼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理论存在着对象错位现象。

很多左翼观点是把资本全球渗透的工具作为攻击目标，而不是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现代很多西方左翼理论家反对“全球化”，或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跨国公司，但并不反对资本主义。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影响可以通过“驯化”全球性公司，或使他们更为讲伦理，更负责任，更有社会觉悟等手段予以消除。

因此，这些西方左翼将全球性的经济组织作为批判对象。

伍德并不反对批判WTO 和IMF 这些正在为全球性资本卖力的组织，因为批判这些组织在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团结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但是伍德注意到这些组织背后所存在的国家权力。

“所谓的‘全球化’并非是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它也同样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民族国家体系。

相反，国家处在新的全球体系的中心。

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方面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

”［10］“假使我们可以想像WTO 被消灭之后，资本仍然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甚至可能对于扫除那些给予附属经济体某些发言权的组织设置障碍持欢迎态度，那么，不敢相信，如果地方政府被消灭，这些作用还能够长期幸存。

”［11］全球资本要求许多民族国家来行使管理和强制职能，以维持其财产制度，并提供可衔接的规则、信誉环境及法律秩序，目前，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全球性统治”形式的组织来提供资本所要求的这种日常秩序或积累条件。

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种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主权。

今日，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

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掌控的金融工具，才能把握住对资本主义正确的批判方向。

所以，伍德霸权主义批判的理论旨趣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深刻的制度批判，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战争行为的法理分析，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避免使自己的理论飘浮在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对于西方左翼政治而言，无疑是一次批判目标的矫正。

四、结语：守望和平信仰，牢记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现在正步入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总是以霸权主义的思维来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鼓动、操纵中国的周边国家，甚至直接采取相关措施来试图中断中国经济的发展。

面对21世纪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将秉承何种外交立场来面对各种外来的干扰与挑衅？笔者认为，“和平崛起”的方略是中国在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始终坚持的一个外交立场，符合中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韬光养晦战略构想，但是，新时期的外交策略在守望和平的同时，也必须牢记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否则，我们的和平崛起策略将会流于空谈。

中国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大安全困局：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极力保持其已经获得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为了维持其金融资本的霸权性，美国将“建立和保护不对称的贸易关系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核心目标。

”［12］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易变性和掠夺性，美国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首先是金融安全。

美国通过一次次的资本贬值计划，来通过侵犯他国的金融秩序来获取利益，以应付本国在扩大再生产中无法保持资本平稳积累进行的情况。

美国需要保持“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的权力，以便持久地保持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

而一旦经济泡沫的出现，面对资产贬值所造成的国内民主对于政府的谴责，美国必须思考“谁将承担新一轮资本贬值的冲击”的问题。

事实证明，美国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转嫁自己的经济危机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以经济安全是我国经全系统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美国对中国决不会放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美国常年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左右的军力，并将一半以上的航母、核潜艇、“宙斯盾”战舰和战略轰炸机部署到亚太地区。

有军事专家称，随着在亚太地区频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加快了其全球军事战略东移的步伐。

虽然美国在演习时会一再强调演习的性质是“和平”，但美国通过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实现其“全球战略”才是真正的目的。

近几年来，美军与亚太盟国成员频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令整个亚太地区感受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处不在”，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演习的假想目标几乎都是中国。

我们必须对这些现象保持警惕，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不正义的帝国主义干涉，并加强我国政治和经济安全机制的风险研究和制度构建，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作出强有力的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手段在内的有力反击。

这应该是伍德资本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给予中国政治最有价值的智慧馈赠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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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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