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 “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

“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张晶萍

【提要】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关键词】　兰普雷希特　文明史学　传播

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界正经历一场“历史主义”危机,在兰克史学的发源地德国,一场围绕卡尔・兰普雷希特(mp recht,1856—1915)著作《德意志史》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1891年,兰氏出版《德意志史》第1卷后,在德国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兰氏质疑西方传统史学的两项基本原则:以国家为历史研究的中心,集中关注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主张历史学应研究包括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因此,必须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民族的“文明史”。①这对19世纪已在西方史学界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兰克史学提出挑战,而位居德国史学主流的兰克学派的传人展开了“反击兰普雷希特的战役”,他们抓住兰普雷希特书中的一些错误,攻击他提出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柏林大学教授伦次(Max Lens)甚至宣称:兰普雷希特书中的每一页、甚至每一行文字都可引起争议。面对兰克学派的攻击,1896年,兰普雷希特发表《历史学上的新旧趋势》一文首次做出回应。兰普雷希特的主张在作为兰克史学大本营的德国遇到围攻,而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找到了知音。1898年4月,《美国历史评论》发表密执安大学E.W.道的一篇书评,题目是《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高度评价了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所实践的“新史学”主张。随后,兰普雷希特被接纳为美国历史学会荣誉会员。但在德国,对兰普雷希特史学的质疑仍在继续。在他的《德意志史》出版第5卷后,他不得不又停下来回应那些蜂拥而来的批评,并申述自己的“新史学”主张。1903年,他先在美国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年会上发表《什么是历史?》的演说,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校150周年庆典上连续发表4篇演讲,并结集为《什么是历史?》一书在莱比锡出版,不久,该书英文版

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35—36页。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面世。由兰普雷希特史学引起的广泛争议,也促进了美国“新史学”的诞生。

近代中国“新史学”在形成过程中,许多主张与思想皆源于西方的史学资源。学术界早已注意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主张,多借日本引介的西学资源为助。但随着欧风美雨东来及中国留学西洋者增多,欧美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不断增强。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学”,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论”,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美国“新史学”派、德国“兰克史学”的东传及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且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作为西方“新史学”源头之一的德国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的东传及其影响少有论及。①了解兰普雷希特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于认识和评估近代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影响的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一、清末民初蔡元培亲炙兰普雷希特

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倡导“新史学”之始,主要受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国内学者提及兰普雷希特其人,最先可能也是源自日本学人对西方史学的介绍。据考证,中国学者最早提及兰普雷希特的文章,是1908年6月26日发表于《学报》(第1年第11号)上的《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一文,该文在对19世纪德国史学界情况的介绍中,除重点介绍尼布尔、兰克等史家的学说外,还提到莱比锡大学的兰普雷希特、柏林大学的勒次和德尔布留克、格拉夫瓦尔德大学的波仑哈因(伯伦汉)等人,是“现存诸大学中,最有闻于时者”。而该文翻译自日本学者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第四编的相关章节②。这篇文章介绍的重点是兰克学派,文中仅提及兰普雷希特的名字,没有具体介绍他的著作及学说。

实际上,清末中国人对兰普雷希特史学的了解,并不局限于转介日本学者的研究一途。据现有资料考证,最先直接接触、了解兰普雷希特史学的中国人应该是蔡元培。1906年,清廷学部准备派遣翰林前往东西洋游学,当时任职译学馆的蔡元培以翰林身份申请自费去德国留学,“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③得到学部允准,1907年6月,蔡元培随清廷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第一年在柏林学习德文,兼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修身教科书》。1908年8月,申请进入柏林大学就读,因入读该校需要送验中学毕业证书而未能遂愿。于是,经朋友介绍,同年夏迁居莱比锡。恰好,曾在清廷译学馆任职的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2 gust Conraty)当时正主持莱比锡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在他的介绍下蔡元培顺利地于10月15日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④因缘际会,与正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兰普雷希特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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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④杜维运的《德国史学的东渐》(《食货》月刊第1卷第2期,1975年)没有提及兰普雷希特史学;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章“现代史学”第二节提到了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学派的论战。李勇的《鲁宾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涉及兰氏与鲁宾逊“新史学”派的关系。陈新的《20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一种目的论解释》(《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从史学思想角度论述了兰普雷希特史学。但上述论著都未论及兰普雷希特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影响。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蔡元培:《自写年谱》:“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