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艺术风格文献综述

莫言小说的艺术风格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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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李汶檩，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老师：严运桂，长江大学文学院
艺术风格指作家创作个性同具体话语情境所营造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包括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的标志。

其形成是以作者生活实践的情感体验为基础，以思想倾向的创作为方向，并受到时代精神、阶级属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特点为表现，是一个不断积淀突破的过程。

莫言堪称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一面鲜艳的旗帜，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见长。

在其三十年的创作里，从《民间音乐》到《透明的红萝卜》,从《白狗秋千架》到《丰乳肥臀》,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以至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莫言总是带给读者和评论界不同的阅读冲击。

由此也引发了对莫言小说研究的热潮，主要集中在语言风格、审美表现、叙事特点和文体特征等方面的论述上，这些论述汇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独特见解，为莫言小说艺术风格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归纳起来，对其小说研究主要表现为雅俗共赏的语言、自由的叙事艺术和审美特征流变三方面。

一、雅俗共赏的语言
高尔基曾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即文学的第一要素。

莫言的作品多以实存、浅白又汪洋肆意的语言为人所认知。

对其作品语言特色分析上又存在三种态度：乡土特征、狂欢化、渐变式。

（一）乡土特征
此类观点的持有者们认为莫言作品的语言特色具备三种形态，大自然的声音、人物话语和民间音乐。

三种语言形态水乳交融地穿插于行文之中，体现了民众与权力者平等对话的自由精神，正如莫言自谦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作者，所写的小说多是依据故乡素材，所用语言也以高密人日常语言为基础。

”有研究者更是从作品的句式入手对语言做了系统研究，“莫言小说句式独特，以短语为主，兼有大量的插入语，四音节断句，节奏感强，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要求。

”[1]
同时按文学理论所划分的小说语言的两个分支：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和小说人物语言。

莫言试图用他浓厚的乡土语言将读者引入到各种场景中去，“去分辨暮色中飘逸在大片黄麻地上的淡紫色雾气，倾听‘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陶醉于‘从路两边高粱地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
甘的气味’”[2]，并力图用精美的感觉描写来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

对此刘秋云则将莫言的乡土小说与同类作家作比，认为“鲁迅、沈从文等人作为文学大家，前者的叙述语言带有强烈的启蒙性哲理意味，后者则带有太多的诗性气质；赵树理等作家最有条件靠近乡土，但却在有意识地附属书面语言和政治目的的路和乡土渐行渐远；莫言则抓住了乡土这一沃土，其小说中叙述语言的乡土味道形成了莫言小说独具特色的一面”。

[3]
另外研究者李剑锋同样认为：“莫言作品浓厚的民间精神和其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人们为生存的奋斗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能充分体会到民间生活的复杂和二元判断的艰难，更能接近民间生存的本相。

”[4]
（二）大地欢歌______语言的狂欢化
所谓的“狂欢化”是由前苏联文论家和思想家巴赫金所提出的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

对于莫言语言狂欢化特征认同的研究者不在少数。

三峡大学的金凤表示：“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恰恰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和独白式的‘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的狂欢精神，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

”[5]
刘康认为：“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了典型的狂欢化风格，颠覆了革命理想主义话语蕴含的内在秩序和等级，讴歌了‘肉体的低下部位’和‘肉体的物质性原则’，这‘革命狂欢节’的基调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主旋律底下产生的，是‘以弘扬被压抑和肢解多年的肉体感性欲望的狂欢节语言，来实现文化的批判和重建’。

”[6]
同样在对于狂欢化研究者陈燕遐在涉及到莫言小说狂欢化语言极其功用时这么说道：“吸收了过去的经验，加上对语言意识形态的洞察力，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写作策略，以小说的话语为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作整体考察。

”[7]无独有偶，在《试论莫言<四十一炮>话语方式》一文中有类似看法，“话语充满了狂欢化色彩，以狂欢的方式叙述了现代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来虚构的话语世界，与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8]
不仅如此，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还具体表现在杂糅性上。

“莫言把民歌、信件、民间故事等不同体裁的文字被镶嵌在小说正文之中，被认为是‘引进和组织杂语的最重要的形式’，这些保持自己结构、语言形式和修辞特色的文段镶嵌到小说中，作为一种参照的存在，它表达了另一种声音。

政治语言、学术语言、格言民谚、市井俚语任意交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语言的自由性。

”[9]
语言的乡土特征与语言的狂欢化并不是割裂甚至对立的，就认为“莫言的写作就应和着宏大意识形态的王纲解纽，以一种民间化的写作姿态对抗政治革命的写作程式，并以狂欢的文学精神，深刻地折射出了全新的生存意识和审美趣味。

莫言用文学建构的生存世界，是众声喧哗、生机勃勃的当代民间的真实写照。

戏仿、文本拼贴和语言狂欢，在莫言这里并非纯粹的写作游戏，其中有着颠覆宏大意识形态的潜在作用，在对既定秩序的冲击、拆解和否定当中
包含了重建、肯定和更新的文化功能。

”[10]
（三）渐变性
莫言创作大致经历了探索到成熟并发生转型的文学阶段。

莫言在最初谈到创作时说到：“在写作的过程中，所调动的不仅仅是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而且还应该调动起自己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全部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

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色彩和画面、声音与旋律、苦辣与酸甜、软硬与凉热等等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当然这一切都借助与准确优美的语言来实现。

”[11]
在此基础上，张爱萍对莫言语言研究也指出：“早期模仿经典的尤其是‘荷花淀’派的清新婉约的高调语言，由《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进入追求感觉真实的杂语写作风格，并成功地创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力作，而以《檀香刑》为代表，将已运用得较为纯熟的现代叙事技巧，和传统的民族语言进行更好的整合。

”[12]
同样，田正华更是把莫言创作风格流变做了分层，“惯性下的写作；感觉中的爆炸；先锋的实验；回归与整合”[13]，进行有序梳理。

二、自由的叙事艺术
叙事即指采用一种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来叙述故事和表达感情。

莫言匠心独运的叙事能力被誉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特异的艺术感觉，终将被他以他的方式展现在作品里，让读者在经历这奇异的阅读体验时只能景行行止。

“莫言小说具有浓郁的西方韵味，也曾有人把他划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复调音符。

”其叙事模式对于传统小说的突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极尽变幻的叙事策略
叙述策略则可分为叙述角度、叙述模式、叙述时间。

首先是叙述视角，莫言小说全知视角的选用是莫言小说的创新。

以至于莫言说“将近二十年过去以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角度，过去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

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

”[14]
德拉克罗瓦也表示：“莫言往往先用儿童的眼光和童年的记忆的视角来透视世界，一方面使人的感觉更接近自然天性与潜意识本源，另一方面也使作品世界更趋于感觉化和奇异化。

”
[15]
这一点在另一位研究者高选勤对莫言的叙述视角研究的评价上也作了体现：“构成了一种多视角的审美效果，叙述者和人物都能介入叙事，相互对其事件极其性质作出补充和解释，或从不同角度展示事物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15}
其次从叙述模式来看评论家们则更多地认为其作品多为象征模式。

大地母亲的象征，情
爱生命的象征，兼具了反叛精神和独创性。

“莫言小说情爱模式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社会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走向瓦解的文化寓言；而另一方面，莫言小说的情爱模式也解构了历史，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历史叙事，并致力于寻找新的历史传统，建构起新的历史叙事方式。

”[16]
最后对于叙述时间也是交错闪回，“通过时间切入点的不断变换、打破顺时性的叙述，使过去的故事与现实发生联系。

叙述人的讲述往往不是线性发展，而是交叉重叠，从过去的追忆可以延伸到对现在进行时的描述，甚至还可以驰骋到未来某个场景的畅想。

过去、现在、未来同时交叠在同一叙述人的叙述语境中。

莫言这种叙述时态的变换，存在于许多写历史的小说中，而尤以《红高粱家族》最为突出。

”[17]
（二）超凡的叙述方式
莫言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和叙述技巧两方面上。

有人认为其叙述结构又主要概括为对位性叙述结构和复调性叙述结构。

其风格存在变化，作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结构，多以繁复的内外并存结构为主，最终呈现出文本结构的对位与复调特征。

刘国辉在论述莫言《四十一炮》的叙述结构时指出：“在诉说的过程中，诉说者的思维穿梭于诉说者当时所在的现实世界和脑海中的思维世界，也可称为‘回忆中的世界’。

在这种穿梭中，诉说者说得有条不紊，不慌不乱，即把童年所经历的故事诉说得很详尽，也对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环境里所发生的一切尽览眼中。

这使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具有对位性。

”[18]
对莫言作品结构持“复调性”观点的林丽则认为：“莫言小说是对当代史的一种个人化复调叙述，这种叙述一方面呈现一种叙述者存在；另一方面，叙述的同时不断地呈现另一种面貌的现实，叙述者的虔诚和现实的荒诞都让人产生怀疑和困惑。

这种复调叙述使创作主体获得极大的创作自由。

似傻似痴，似乎不常说话的上官金童判断事物的标准、智商不健全的赵小甲的价值观、‘大头’蓝千岁的预测、骨瘦如柴的黑孩看到的神奇图像，这些显然与作者的思想存在距离，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又跳出‘欲望世界’，静观世界变迁的权利，又拥有了个人史和个性化的叙述。

主人公潜在的或明显的诉说亦实亦虚，半真半假，是自由的狂欢式的复调叙述。

”[19]
提出莫言叙述技巧走“元小说”观点的李金花就说：“对于创作过程的坦言就是‘元小说’最典型、最常见的用法，对于莫言的小说而言，这样的用法除了具有暴露小说原本的虚构性、拆穿小说文本的自足性以外，还体现了莫言有意识节制文学感觉的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创作意识的逐步成熟：即在富有冲击力的情节故事中用‘元小说’的技法间离读者与文本，降低情感冲击力，表达反讽立场。

”[20]
研究者们并不局限于此，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在莫言叙述结构或者技巧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并提出了批评的态度：“许多研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莫言是一个有着独特叙述方式并不断追求创新的作家，从叙事学角度对莫言的叙事艺术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章还没有出现。

其次，对莫言短篇小说关注不够，这不利于我们整体估定莫言的文学史地位。

再次，有些文章存在着选题重复、结构雷同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研究失去了活力。

最后莫言的传纪，研究专集也只有两本。

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思路，推动莫言研究向纵深发展。

”[21]
（三）叙述修辞的综合运用
莫言的创作通常通过运用各种修辞，使现实的世界陌生化和狂欢化，以期达到其要表达的效果。

就其所运用的众多修辞中又属反讽和色彩词最具特色。

从而营造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场。

寻求进步的研究者列举了一系列的有力论据来论证了莫言正反同体的反讽特征，也正如莫言在其作品《红蝗》中引用的誓词_______“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戏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

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如此，拆解了传统文体，达到了戏谑的效果，凸显了欲望的罪恶，又变现出了生命的张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批判。

“吃”是莫言小说的一大主题，反讽同样运用在“吃”的问题上，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吃”一样，传达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占有和吞噬，莫言的“戏仿”更是夸张变形又意蕴深沉，同时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

色彩词语的运用在莫言作品里更是举不胜举，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词语陌生化和夸张化，利用色彩词来唤起读者的逼真视觉体验，其潜能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延伸。

色彩词还具有了比喻、借代、拟人、通感、象征、对比等修辞性，互为一体，最终构成了具有莫言风格的独特修辞体系。

三、审美特征的流变
莫言的审美追求，是动态的变化的过程。

他的审美倾向有自我确立、更新和不断超越。

他依赖于“感觉的爆炸”，人们对他独特的审美及其产生原因、特殊性、利弊做了综合探析，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段”[22]；有人则认为过分的野性的怪诞的审美主题倾向让其风格渐落入有“亵渎意识”的流俗之中，即有王一川为此提出的“生命力悖论”[23]。

而对莫言作品审美角度的关注也是如此，早在很久以前朱向前就发现了莫言作品中的“古典朦胧美和写意色彩”[24]，张清华也指出他的小说中大量“大自然审美主题、神与物游、物我合一、神秘氛围等传统美学因素”[25].同时，评论家们发现，在构建美的大厦的同时，莫言还表现了许多的丑，存在以丑衬美、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王干早在1988年的《读书文丛》里发表看法，对莫言早起创作提出批评，定义为“反文化的失败”；艾小明对莫言作品中的“恶心”因素也表示“惊愕”和“沉思”；李晶更是认为莫言对丑毫无节制的描写，实为“艺术的歧路”[26]，一时间对莫言审美的贬责批评之声到了空前旺盛期，直到研究者王金城在论文里对莫言创作审美进行了分期比较，指出莫言审美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从审美到审丑的审美转变。

于是，对莫言审美的研究乃至莫言艺术风格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生命本真的绽放
在莫言早期的小说里，美无处不在。

从语言到主题、场景、视角选择、人物塑造到意象营造都表现出以审美本真为基调。

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整体呈现出一种积极向
上的风貌特征，主旨意味深长。

莫言的研究资料、论文等卷帙浩繁，我从中选取几部综述来进行分析概括。

陈吉德在《穿越高粱地______莫言研究综述》[27]中认为他是在“怪味”寻踪，同时寻找生纯美和粗粝。

他选取了张卫中的《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28]、张志忠的《莫言文体论》[29]、胡可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的传统》[30]等文章综合论述，对莫言生命本真追求做了系统论述。

刘广远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一文中更是将莫言一系列的早期审美概括为“作家的民间信仰”和“文学的物质性与地域文化的书写”。

“莫言笔下的人物大都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尽管他小说中存在祖辈与子辈之间的对立”[31]，“对动物的描写也充满生命色彩，富有神性”[32]，“各种植物在他笔下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命气息”[33]，“对非生命体的描写，通过自己感觉的点缀，赋予它们生命知觉”[34]，以及暗涌骚动的欲望都在文章中以其独特审美得以实现。

（二）以丑为美的倾向
在审美范畴上，丑一直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由于传统美学以‘美’字概括了美丑两个方面，丑就只好屈居于仆从和陪衬的地位”[35]，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多元化的文学审美风格时代的到来。

此时的莫言则是以其特殊的审美姿态，颠覆了传统式战争的描写，大肆对性爱欲望的张扬，对社会底层及阴暗面所包含的丑态的渲染，形成了一种以丑为美、美丑交杂的美学风格。

空前的叛逆，尽显斑斓。

审丑的转变可谓是作者对人本质、人和物、人和世界、世界本身的综合性思考。

是“性恶论”的变相延伸，“自然丑的堆砌”、“历史之丑的文化反思”、“官场黑暗的揭露”、“人性丑的审视”、“对社会丑的批判”等等审丑表象之下流露出的是作者逆向审美特征，于大多数人留下恶心、震惊的文本印象，沉静之下才有怜悯、哀其不争和进一步的认知反思。

丑的描写在莫言做作品里俯拾皆是。

《食草家族》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假如公驴正好撒尿，那么粘稠的、泡沫丰富的的驴尿恰好冲击着他痉直的脖颈，这种冲击激能起到热敷和按摩的作用”，让读者为之不敢忍读。

《欢乐》中，莫言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调侃和赏玩起人的生殖器官，“跳蚤在母亲金红色的阴毛中爬”，给人强烈的心理和生理的刺激。

对社会丑的揭露也在小说中时有表现，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就起源一个真实的事件：某地方因政府腐败渎职，导致农民们收获的打量蒜薹滞销难以出售，愤怒的蒜农放火烧了县政府。

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饥饿之书，也是一部愤怒之书。

写这部书时我没有想到要创新，我只是感到满腔的愤怒要发泄，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广大的农民兄弟”[36]
“审丑的根本意义是为了使人类豁达大度，以空前的气魄和神智去把我丑和恶，从丑之中、甚至从恶之中提取出有益于人生的东西来。

”[37]莫言对丑的审视尽管导致了价值内涵、身心体验、人生意义都是否定的，但在大方向上给予人们的指导借鉴意义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审美回归
自上个实际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问题的变向，随之文化语境变得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一阶段的开始莫言的审美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更倾向于传统小说的回归。

不再一味执着地进行前期各种审美样式的先锋试验。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有意地摆脱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转向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广泛地从民间发掘资源，用其“独特的强调”在写作审美上“大踏步地撤退”。

在此赞同的人认为，这种回归的撤退是一次改革和进步。

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精神立场都有长足发展的迹象。

反对的人则借此批评莫言，认为这是败兵表现，是其失败的逃避途径。

表现在其作品中较多的语言粗糙重复、逻辑的不严谨、叙述的不详尽。

然而，反对声浪终究被赞同的声音所掩盖。

2001年莫言在苏州大学关于“文学创作资源”的主题演讲可谓将研究者的目光带入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审美的大众化。

首先表现在故事性上的变化，莫言初入文坛时小说以写实为主，具有强烈故事性且脉络清晰，到了中期便以《透明的红萝卜》为转向，迎来大量联想、时空颠置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创作的高潮，传奇色彩浓厚，而故事情节性反倒减弱。

至此，就是大多数研究者把莫言风格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原因。

到了《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与之前的《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作比，不难发现后期创作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艺术上追求狂欢化开始回归追求语言朴实性和故事的完整性。

但同时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即故事编的冗长繁复，有显枯燥之感。

如《拇指铐》。

审美回归的另一表现就是叙述方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我们的七叔》、《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一匹狼》、《天花乱坠》、《与大师约会》、《冰雪美人》、《嗅味族》等里面，故事改由既是叙述者，也是行动者的‘我’来叙述。

由于这个‘我’同时作为故事的行动者的面目出现的。

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强化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差别，作品因此有了更强的可读性。

”[38]
四、总结
对莫言的研究历来是个工程巨大的工作，无论是从语言角度、叙事角度、审美范畴还是综合分析的角度，已经卓有成效。

莫言因其特殊的风格，让评论界和研究者们煞费苦心，但也终难得出一致的评价。

任何一个但从一个角度分析莫言而得出的结论都是片面的，必须从他的整体创作来看。

他的作品所呈现的风格是矛盾的、淳朴的、繁复的。

有人认为他是有胆识且感觉敏锐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反思和挑战，充满了对现代精神文化的探求和弘扬，真诚地表达了一个孤独灵魂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思索与困惑。

在美学价值上所表现出来的深层底蕴则是对生命意志的赞扬。

另外反对的声音则集中在“祖宗崇拜”、“以丑为美”、“低级趣味”、“亵渎意识”、“反文化失败”等方面。

然而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强调”，所以是美是丑，是嘲讽还是低级的审美只能留给评论界自行评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然而所有的研究方向来看，对莫言风格的研究反倒寥寥无几，文献资料仅有粗浅的几篇。

正是这些原因给本人关于莫言小说的艺术风格研究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

本人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主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