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困境及解决之道

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困境及解决之道

于　川１，２

，徐　飞１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２６；２．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２３０６０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９

作者简介：于川（１９７１－），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

学技术与社会；徐飞（１９６１－），男，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科学技术与社会。

摘　要：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生物科技正面临两难发展困境，公众在对待农业生物科技的发展和选择上常常存在误判，主要表现在：对农业生物科技起源及进化的误识、对技术内涵及术语的误读、对技术风险属性的误解以及对技术路径选择的误判等，政府决策也因此而陷入二难困境。要破解这种认识与发展困境，可以从公众科学素养培育、科技术语表述分析、多元化信息交流、技术风险与利益测评等方面综合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农业生物科技；转基因技术；技术风险DOI ：１０．６０４９／kjjbydc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６２

中图分类号：G ３０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１５‐０５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现代农业生产也与生

物科技发展紧密相连，当转基因作物进入人类食谱之后，现代农业生物科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当涉及人类健康与环境影响时，公众表现得异常敏感；在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和方向性方面，科学家也面临挑战与抉择；在对待转基因等农业生物科技产品方面，政府正经历着空前的决策考验。一场由公众、专家、媒体和决策者互动形成的关于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的争论，正对科技与社会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是这一挑战的社会反映，由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情况变得越发复杂。因此，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视角全面审视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发展困境及解决之道，不但在理论上是必要的，从实践上看也是不可回避的。

1　农业生物科技进化及对人类认识的挑战

农业生物科技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以遗传修饰技术为例，当人类开始对动物进行驯化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遗传修饰（g enetic modification ）技

术的萌芽［１］

，尽管这一萌芽是自发的和不自觉的。与此类似，人类对植物种子有意识的选择和播种，也可以看

作是生物技术的最早应用［２］

。其结果绝不仅仅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消费。从生态学意义上看，经过选

择的物种入侵了原来物种，直接导致农业对环境的影

响。当人类活动范围和需求不断扩大和增加时，对生态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剧和扩大。随着人类科技能力的不断拓展，现代农业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正与日俱增：

农业和畜牧业占据了地表土壤覆盖层的２６％［３］

，这些土地上的原有物种或被取代，或被消除，而它们的替代者正是来自一万多年前的未知物种和基因形态———只不过这种基因的替代和转移在漫长岁月中自然演化形成，未被人们显著察觉。由此可见，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可谓古已有之。以食品为例，通过发酵制作味美的食物，利用酒花制取啤酒等，所有这些食物的制作都包含了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历史上所有食物及其加工过程都包含着人类对

动植物的选择、修饰或干预［４］

。今天，同样可以说，绝大多数日常食物都经过了人工基因修饰，只不过这类修

饰是在漫长历史发展中逐步发生的［５］

。现代种植业和饲养业，有很多依然在通过基因修饰促进植株或动物品种繁衍，这些新的植株和动物携带的新的基因表达（表征）适应的是人类“雕刻”和消费需求，而非适应原本自然赋予它们的野外生存环境和进化优势。由此可见，人类一直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希望对这个星球上其它动植物的未来作出安排。

然而，问题果真那么简单吗？人类当真可以超越自然演化规律，随心所欲地担当起上帝之手的角色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人类对自然基因的任何干预，都将导致不可预

料的结果，甚至造成灾难［６］。因此，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有必要对农业生物科技发展再次进行审慎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括思维上的。事实上，就生物科技对环境的影响而言，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作出相对精准（near certainty）的评测，至少能够对最坏的可能性（worst‐case scenarios）有所推断［７］。假定农业进化也包含人工干预手段，那么，对农业生物科技发展的认知将超出人们的想象。可以说，以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准，很难对目前的农业生物科技，特别是以转基因和基因修饰技术为代表的反自然进化进程技术手段作出明确且正面的价值判断。

这种困境首先体现在科学家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方面。人类是否应该并能够毫无节制地对自然进化过程予以干预？首先在基因层面，为了某种看似合理的目的，大肆进行扰动和修饰的做法果真可以肆无忌惮吗？科学家们目前还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其次体现在公众对农业生物科技的理解方面，同样一种基因修饰技术，如果用“基因改良”来描绘，就容易被大众所认同并接受，而一旦改为“转基因”，反对的声浪便此起彼伏。与之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实际上，有机食品的标准在不同地区和规范之间一直存在差别。有机食品从成分上看，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含转基因技术，多数时候不过是对非有机成分进行了严格限制。有机食品一般被严格要求不得使用人工食品添加剂，往往较少地使用人工方法、原料和条件，如化学催熟技术、食品辐照技术以及遗传修饰成分等［８］。然而多数有机食品历经千百年演化，其基因深处早就打上了人类选择的烙印。由此可见，即便是有机食品，也可能包含转基因技术成分，而公众面对“有机”这个鲜活绿色的词汇，大多已不再追究其科学技术的深入内涵了。因此，公众基于朴素科学素养形成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于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影响也不全都是积极或正面的。

现代农业生物科技正在改变人们关于自然进化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人们期待更多的基因改良以满足人类消费欲望，另一方面又对转基因可能对人类远期的危害谈虎色变。公众层面的“感觉”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内容缺失———一般情况下，公众几乎不可能全面认知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利与弊。农业生物科技及其风险也因此被从其原本所处语境中剥离出来，很多时候，被孤立地看待、争论和质疑。对此，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汤普森教授（Paul B．Thompson）［９］认为：“转基因作物能否使环境面临独特的风险，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当人们基于不同观念与价值来解读环境风险的时候，这纯粹是一个哲学问题。”

关于现代农业生物科技问题，人类正处于进退两难、徘徊犹豫的十字路口：贸然前进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裹足不前又可能面临食物危机。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得不面对这一来自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的严峻挑战。与任何科学问题一样，对其未来走向的分

析和认知，只有回归到哲学层面才可能看得更清。

2　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困境

2．1　顺其自然未必安全，超越自然后果难料

进入２１世纪，基因修饰作物（GM crops）及其技

术，在农业和食品生物技术领域得到快速发展［１０］。在

现代科技术语意义上，“生物技术”通常指的是现代基

因技术（modern genetic technologies），特别是基因重组

技术（rDNA），这一技术常常称为基因工程（g enetic en‐g ineering，在专业技术领域，通常又被称作遗传工程、遗传学等）。专业术语的复杂性导致公众认知困难：公众

对遗传学并不充分质疑，却高度怀疑基因技术。或许

人们以为生物体的遗传现象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从而

是安全的；而基因技术则是人工（科学技术）干预手段，

所以是有风险的。

然而，事实真如公众想象的那样简单吗？现代农

业生物科技及其应用不但多样而且复杂，社会公众很

容易就生物技术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取舍或规避，

但这种取舍往往只是人们根据常识形成的判断。这些

判断（如自然、安全等）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习惯性选

择，与科学认知相去甚远。例如，科学家通常会使用两

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把基因转移到不同植株：一是采用

土壤农杆菌介入法（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这是

一种纯生物方法，用农杆菌作为自然的基因遗传代理；

二是基因枪法（biolistic），这是一种纯物理方法，后者也

是公众理解意义上最常用的转基因食物生产方法［１１］。

事实上，关于这两种方法的环境风险评价一直存在争

论：自然过程真的就那么安全么？换言之，转基因真的

一定在人工干预下才会发生么？

如上所述，农杆菌是一种微生物，它能够把细菌细

胞的DNA片段转移到植株，并且使转移过去的DNA

永久嵌入植株基因组。农杆菌具备自生转基因功能，

彻底推翻了自然界不会发生基因转移的观点。在实验

室的操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科学家给农杆菌植入新

的DNA，再把农杆菌接种给特定植株，然后由细菌自然

完成DNA转移。最后，转基因成功的植株被投放市

场，失败的植株则被丢弃。

公众更容易反对基因枪法。实际上，基因枪法不

过是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转基因能力，即采取“非自然的

方法”实现转基因。在实验室中，科学家将含有某种基

因表达的DNA涂在微小的“子弹”上，然后将“子弹”射

入植株。有些细胞就将DNA嵌入自身基因组，然后长

出含有此DNA的成熟植株。

有意思的是，公众理解意义上更具危险性的方法，

实际上却更安全。以上述两种方法为例，如果人们担

心基因污染或者非意愿性的额外基因被转移，那么农

杆菌介入法（自然的转基因方法）比基因枪法（人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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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