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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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熊元义,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湖南岳阳414000)

摘　要: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是从悲剧人物自身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这开创了西方悲剧观的一个源头,也和中国悲剧观区分开来。我们清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不但可以梳理出西方悲剧理论发展的线索和源头,而且可以比较中西悲剧的差异。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内因;外因

中图分类号:I 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5)02-0071-04

张哲俊在反思中国古典悲剧的研究状况及其问题时对肯定中国古典悲剧存在的倾向提出了责难。他认为,这种倾向研究中国古典悲剧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的特殊规律”,但它面临一个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否定悲剧理论对中国悲剧的实用性,因此就意味着要放弃悲剧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古典悲剧的基础;可是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国古典悲剧现象时,又需时时以现有的成熟悲剧创作实践和理论作为一种参照。当然对此困境也可以搞一些折衷调和,即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和参照西方理论,而不完全抛弃西方理论。不过,这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和参照悲剧理论是科学的,在多大程度上撇开悲剧理论,仍然还能够保持悲剧本身的性质。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那么其研究成果必然是可疑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中国没有系统完整的悲剧理论,加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与西方悲剧作品和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也许是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始终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悲剧理论与中国悲剧的特殊性之间出现两难境地,是中国古典悲剧研究首先遇到的难题。”[1]

其实,张哲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首先,我们对西方悲剧作品和理论的认识是否准确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悲剧作品和理论的认识还有一个继续深入的问题。罗念生指出,亚里士多德谈悲剧时不谈命运,不谈人对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英雄人物遭受的苦难,一方面不完全由于自取;另一方面又有几分由于自取,由于他看事不明,犯了错误,而不是由于命运。事之成败,取决于人的行为,英雄做事,自己担当,而不归咎于命运。命运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把它引入悲剧,会削弱布局的内在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高度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这个方面。他说:“亚里士多德没有把‘命运’拉进悲剧的概念,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种外在的、不相干的力量只是削弱了事件的内在的联系,而把一种不是从行

动本质上涌现出来的倾向加在它的身上———这就是悲剧中的‘命运’对美学的害处。诗应当描写人的生活———诗不应

当拿不相干的混合来歪曲生活的图画。”[2]

罗念生还驳斥了

那种认为古希腊悲剧多半是命运悲剧的谬论,他说:“有人认

为希腊悲剧多数是命运悲剧,其实不然。”[3]在现存的古希腊

悲剧中,只有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七将攻忒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特刺喀斯少女》等几个悲剧,才是命运悲剧。即使典型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诗人虽然相信命运和命运威力,但命运问题并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诗人所强调的是人的坚强毅力的积极行动,他认为命运是可以反抗的。后人在把握这部悲剧时都没有突出命运问题。

黑格尔认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对他所要求的悲剧冲突的表现最完美。《俄狄浦斯》等这些悲剧所处理的是人凭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意志所做出来的事与人不是凭意志和自觉而是由神旨的决定所做出来的事这两方面的矛盾,问题在于双方是否都有辩护的理由。俄狄浦斯杀死了父亲,娶母亲做了妻子,在这种乱伦的婚姻关系中生下了儿女,但是他犯了这种罪行是毫不自觉的,不是出于他的意志的。按照我们近代人的意识来判断,这种不出于自己的认识和意志的罪行就不应该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但是希腊人却要人为他自己所做出来的事负责,并不把人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偏于形式的自觉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人。

在2004年《读书》第8期上,刘慧儒在《俄狄浦斯的眼睛》一文中指出,俄狄浦斯的局限在于不知而以为知,不幸而以为幸。荷尔德林的“多一只眼睛”是形容俄狄浦斯的僭妄,海德格尔则以此凸显俄狄浦斯超乎常人的求知激情。这两种解释虽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两人指的都是俄狄浦斯目盲的事。至于刺瞎眼睛,二者更无什么分歧,荷尔德林认为是自省和自我洗刷,海德格尔认为是承受“无蔽”并向世人展示其原本就目盲的真实。自省、承受“无蔽”,属个人之事;自我洗刷、亮相于世,系社会人之举。前者是知,揭示人实为之

①收稿日期:2004-11-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悲剧论”

(03BZW001)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熊元义(1963-),男,湖北仙桃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现供职于《文艺报》,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

余三定(1956-),男,湖南岳阳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2005年3月第30卷第2期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S 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2005V ol.30N o.2

情;后者是行,显现人当为之理。“所谓悲剧引发恐惧和怜悯并导致‘净化’,指的无非是观剧人面对悲剧揭示的真实时,通过战栗和痛苦把自大、轻狂、虚荣、麻木等淤积的‘情垢’荡涤一净,洗出本真的我,赤裸裸地承受真实。悲剧结局不是为了提供遁逸的理由。痛苦不是过渡,它是绝对的,痛苦的力量使人回归自我、认识自我。悲剧并非使人超越以进入深的境界,而是把人放在他原本的位置———人间。”这种对俄狄浦斯命运的把握虽然强调了人的回归,但却没有突出人对命运的反抗。其实,俄狄浦斯的矛盾在于人绝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即使人被命运击倒了,但是人也不屈服和认命,而是刺瞎双眼,继续反抗。这种行为,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瞎了,另一方面则是人还在斗争,不承认命运的安排,或者将这种安排排除出去,眼不见心净。这表明俄狄浦斯还在摆脱某种命运的摆布。

只有弗洛伊德,才陷入一种命运观中。弗洛伊德的悲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理学的命定神话。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在我们内心一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俄狄浦斯》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的;而我们对于只不过是主观随意的处理就不会有所感动了。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的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因为在我们诞生之前,神谕把同样的咒语加在了我们的头上,正如加在他的头上一样。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俄狄浦斯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它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正是在俄狄浦斯身上,童年时代的最初愿望实现了[4]。

可见,人们对西方悲剧作品和理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其实,任何理论都是指南,不是裁剪客观对象的公式。西方悲剧理论只是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悲剧的指南,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就不会有张哲俊所说的自相矛盾的困境。张哲俊之所以提出这种假想的矛盾问题,是因为他混淆了理论指南与现成公式。因此,我们较为系统地整理西方悲剧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在西方悲剧理论史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6]这个悲剧定义从摹仿对象、摹仿媒介和摹仿方式三个方面以及悲剧摹仿的特殊目的上来界定悲剧这一类型艺术的性质、特征和作用。虽然这个悲剧定义没有涉及悲剧人物、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这些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展开这个悲剧概念时却有这些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章中指出:“喜剧总是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他在《诗学》第十三章中对悲剧人物作了进一步的界定,悲剧人物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狄浦斯、苏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完善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而不是双线的,它应该表现悲剧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而不是相反,即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悲剧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悲剧人物具有的三大特征。

1、悲剧人物必须善良。在《诗学》第十五章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刻画“性格”应做到以下四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性格应该好。我们说过,言论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抉择(无论何种),即能表现性格,所以,如果抉择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第二,性格应该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似”;“第四,性格应该一致”。即使被摹仿的人物本身性格不一致,而诗人又想表现这种性格,他仍应做到寓一致于不一致之中。所谓“寓一致于不一致之中”,就是说,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否定了人的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突出地强调了悲剧人物是比我们好的人。

2、悲剧人物必须有错误。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人物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有“哈马提亚”。罗念生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哈马提亚”作了深刻的把握。他认为,要确定“哈马提亚”在《诗学》第十三章的意思,须从亚里士多德的《尼科马科斯伦理学》中寻找线索。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科斯伦理学》第三卷第一章说:“凡是出于不知情的行动都不是有意的,这种行动如果引起痛苦和懊悔,便是无意的;如果一件事是出于不知情,又一点不使行动者感觉烦恼,那就不能说这件事是有意做出来的,因为行动者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也不能说这件事是无意做出来的,因为行动者并不感觉痛苦。因此出于不知情的行动,如果引起懊悔,这种行动被认为是无意的;如果不引起懊悔,这种行动由于与前者不同,可以称为‘非有意的’;情形既然不同,最好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出于不知情的行动与不知不觉做出来的行动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喝醉了或生气的时候所做的事,不被认为是出于不知情,而被认为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这个行动不是出于故意,而是出于不知不觉。……由于这种不知情而做出来的、被称为无意的行动,一定是使人痛苦,使人懊悔的。”《尼科马科斯伦理学》中所说的错误的行动,是无意的行动,出于对环境不知情而不是由于恶德,这种行动使人痛苦和懊悔,是可怜悯的。从《尼科马科斯伦理学》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哈马提亚”(错误)是对特殊情况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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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