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思潮分析：参考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
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

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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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

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

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

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

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

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

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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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

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

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

“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

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

”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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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

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

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

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

“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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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

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

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

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臶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

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
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

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

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

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

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

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

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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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

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

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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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

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

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

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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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

”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

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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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

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

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

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

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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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

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文革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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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象，着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

在
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
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
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

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
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
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
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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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
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
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

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
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
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

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
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
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

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

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
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

人类历史上有
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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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
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

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
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
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
等级秩序。

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
的帝王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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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
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
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

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
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

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
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
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
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

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
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臵于脑后。

事实上，把
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

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
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
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
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
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