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

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

导语：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家,其希望参与政治革新的政治心态即使是在被贬永州后仍然不曾消退。面对绮丽山水,他全身心投入,对景物进行精雕细刻,做到了物我相融。其山水游记作品中,交织着想入世却又不得不出世的矛盾心态,为我们营造了美不胜收、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境界。

一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产生的社会背景

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的产生与当时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柳宗元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年少时“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希望“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进士及第,五年后又考取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被授为集贤殿正字,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现实,柳宗元渴望辅时及物,在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结识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人士。顺宗李诵即位后,王叔文等执政,积极推进改革,主张削弱宦官、藩镇势力,柳宗元升任礼部员外郎,成为政治革新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但好景不长,李诵在宦官和藩镇势力的逼迫下,让位于其子宪宗李纯。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无所依傍,相继被贬。

柳宗元被贬为韶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地处湘南,当时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其虽官为司马,形同被编管的囚犯,这对柳宗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带着愤懑和不平,他离开了京城远赴永州,同行者有其67岁的老母。途径汩罗江,他怀古感今,凭吊屈原,斥责颠倒黑白的社会,发出“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吊屈原文》)的感慨之声。柳宗元被贬后,朝廷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对他多有诋垢,他身在贬所,又受小人诬陷,心情十分痛苦。被贬永州,是柳宗元仕途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既不能进而得其志,于是退而著书立说,创作了多篇讽喻和抒情、,许多重要著述,就是在其被贬永州的十年间所写的。而此期间创作的山水散文,尤其是“永州八记”,既是柳宗元对永州之地奇山异水的实录,也是他矛盾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仅绘写了山水的绮丽,而且往往物我相融,借山水抒写个人的失意和关注民生、希望致仕的心理。在他的笔下,对自然之美的艺术再现既体现了他幽深、清冷、孤寂的审美心态,又体现了他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与时代共呼吸的政治心态。

二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心理基础

人的心理状况往往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在遭受外力压力时往往有两种结果:或积极应对,或消极颓废。对古代文人而言,当其政治理想遭遇挫折时,往往会暂时自我封闭,寻山水之美,著书立说,或于字里行间蕴不与时世同流合污的清高;或抒遭受不公不为理解的苦闷;或发投身仕途一展政治理想的情怀。清高者有等人,于青青田间唱响一曲曲回荡千古的优美诗歌;暂时寄情山水者有柳宗元等人,于山水游记中多写骚人迁客的感受,把个人遭遇、政治抱负与山水之美通过有机融为一体。尽管柳宗元在贬官后精神非常痛苦,但其政治理想从未动摇过。柳宗元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儒家思想要求积极致仕,不似道家的消极。顺宗执政时期,柳宗元全身心投入革新之中,抱定了“唯以中正信义为志,

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但宪宗即位后对革新派人物的大力打击让他措手不及,他一生都重视清白与正直,于官场之中不同流合污,被贬之后也不巴结。对于参与革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被贬永州,其内心可谓倍受煎熬。

作为有志之士,柳宗元的政治心态必然伴其一生,但作为文学家,当其身处困境,遇到能触发其心灵的景致进行文学创作时,又必然会用特定心理审视客体,于是其作品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又有着不能实现理想而只好寄情山水的无奈,笔下的景致也因此显得格外清幽、凄冷。想入世的政治心态与不得不出世融入山水的审美心态这两种矛盾心态的相互组合,形成了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独特艺术风格。

三渴望辅时及物的政治心态

一般而言,山水作品往往淡去人间百态,文人藉此求物我两忘。陶渊明厌恶官场、宁愿回归田园,故其诗中有发自内心的回归感,显平和与淡泊,而柳宗元走向山野,实非心之所愿,他的淡泊仅是外在表现,其内心实充满苦闷、悲愤。他的不甘寂寞、渴求能重新致仕的社会政治心态在其诗文中表露无遗。

柳宗元的苦闷积淀起来无处发泄,面对居所周围的山水,只有将自身遭遇与奇山异水的被遗弃、被忽略等同起来,山水在他眼中不再是普通的山水,而如通灵般与其共鸣。在柳宗元的山水作品中,他尽情向世人展示、挖掘山水之美,同时,又声明它们久为人所不识或为人所弃,以表达内心情怀。这些“弃地”与永州地处偏僻有关,但作者触景生情,把它们挖掘出来,其实蕴含着作者的主观意图。柳宗元贬永州期间与山水为伍,先后发现和观游过许多景点,他特别赏识的是钴潭、西山及袁家渴三处。他在《袁家渴记》开头就明确指出上述三地“皆永中幽丽奇处也”,但“永之人未尝游焉”。在《钴潭西小丘记》里,写小丘为“唐氏之弃地”,意在用弃地喻迁客,写小丘经过修葺后面貌全然一新,但因在偏僻之地,所以无人赏识,意在表明其被放逐而不为人所理解的苦闷。在《小石城山记》里,他说小石城山“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并不想在这山山水水中颐养天年。在国家经历动乱,需要振兴的时候,他希望像他一样的有志之士都通过参预政治、社会革新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尽管作者“闷即出游,游复多恐”,且“时到幽树好石清泉,暂得一笑”,但毕竟感觉“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山水再美,柳宗元也只是暂且得以摆脱不悦,其内心深处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希望囿于这偏僻之地无所作为。也正因为柳宗元心系天下,向往能被召回,所以,其往小丘西行时,“闻水声,如鸣环,心乐之”。(《至小丘西》)被困山野,反而会乐,这不仅仅只是小石潭的清幽美妙使其心情愉悦。柳宗元在长安生活时,士大夫们身佩玉饰,其常常听见佩环相击之声。如今在此山野,再次听到清脆的像佩环撞击一样的潺潺溪水声,感觉尤为亲切,不禁勾起了一个锐意革新但政治上却遭禁锢的迁客无限向往的情怀。

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里,柳宗元修整出一块幽深曲奥的乐土,以寄寓其忧郁失意之情,“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可以观妙”,表达的正是作者因失意而借美丽风景派遣郁闷的心情。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对于被遗弃的土地之美的认识,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他不由也有更强烈的遗世之感。正是通过山水作品,柳宗元证明了他的胸怀天下、忠君爱国、关切福祉的胸怀和情感。

四物我同一的审美心态

南朝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尚书?尧典》)人们在进行审美时,或将自己的情感移之于审美客体中,或是审美客体移动自己的情感,即审美移情,这是人类在审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审美实际上是一个移情的过程。柳宗元陶醉山水的过程也是其移情作用发挥的过程,在其审美心理的观照下,他的山水作品对山水进行了艺术加工、重组,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富有震人心魄的感染力。

首先,柳宗元善于捕捉和摹写景物的形、神、声、色,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清冷、孤寂之美。柳宗元在《钴潭记》中说“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一句话即写出了水势特点及其成因;后“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写出了水成旋涡状一圈一圈平缓展开之状。同为山石,也因景而异,并在其笔端各有精彩:“突怒偃蹇,负土而出”,这是《钴潭西小丘记》中的山石之状,而“为坻为屿,为为岩”,则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水石之妙。《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周围环境:“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渲染出一种山野清幽之美;写岸势:“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铺面而来的是清冷、幽深之息。写石渠的精巧景致:“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鱼”(《石渠记》),幽丽小景,令人美不胜收。写水流情态:“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仿若悠悠琴声激荡作者孤寂的心灵。写黄溪水态:“其略如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游黄溪记》),一汪潭水悄寂无声映入眼帘。写嘉木美卉,“垂水聚峰,玲珑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零陵三亭记》),于精美描绘中展现景物的清幽、美丽。

其次,柳宗元没有游离于山水,而是倾其全部感情于眼中山水。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柳宗元对西山的怪特通过远景一再烘托,热情赞美: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作者以西山与培相对比,暗喻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以显示自己的高洁。此时的作者,已超越了客观自我,满腔幽愤与眼前的景致融合于一起,用自己的感受感应对象,感到特别安定,精神上暂时获得极大解脱。在《钴潭记》中,作者写自己买潭后对其进行整饬,潭上景色尽收眼底,竟然“乐居夷而忘故土”。本来作者盼望早返朝廷,现在却因为一处潭水而忘怀故土。然而,这毕竟只是柳宗元不能被召回的苦中作乐,表面上的闲适始终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痛楚,潭上景色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