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与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汉族，德化(今九江县)新合乡人。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１８８５年１月１５日（光绪十年阴历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

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令人惊讶。《远生遗著》里收录了他在这几年中所写的２００多篇文章，其中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与时事有关，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他既批评袁世凯的野心，又批评国民党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来为己所用。

黄远生的通讯最为精彩,是我国第一位以采写新闻通讯而闻名的记者,也是我国现代通讯的奠基人.他的通讯多是关涉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当时的种种政治现象。他的通讯材料十分翔实。他非常重视材料的真实性，重视第一手资料。在这些新闻的采写中，他充分发挥了了解官场、熟悉政坛的优势，为一般的记者所不能及。因此，他的通讯也成为民国初期政治历史有价值的记录。

此外，黄远生通讯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一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所得的材料，当时是新闻，今天成为信史。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能够注意其背后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就在报道裁军问题的同时还透露出萌芽状态的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物的发展。二是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黄远生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治等，其中有总统、总理、内阁中的许多部的总长，他们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者孙袁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远生报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条”、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这些事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三是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嬉笑怒骂，涉笔成趣，如《外交部之厨子》，写一个自前清到民国的外交部姓余的厨子，他“连结宫禁，结交豪贵”并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有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则“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江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跃然纸上。四是语言通俗生动。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为此，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说的是1913年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此事的现状、发展、结果如何，一下了很难说清，但读者一看“奈何桥上”，一切也就明白了。《乔装打扮之内阁》、《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等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

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

社会。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茶毒如故”，今

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

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论著不多，但也有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他提出新闻记者须

有“四能”，即“（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对于新闻写作，他不仅强调“客观的态度”，要求“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还提出“吾人所综合之事实，当一面求其

精确，一面求其系统”。黄远生还提出过文艺改革的思想，他提倡以一种近世文

体取代那种装腔作势、暮气沉沉的旧文体。这些思想观点，在当时都很有指导意义。

邵飘萍，原名新成，革命烈士，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人称为“新闻全才”。他以报纸和通

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全社会，“对于人类间相互传达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报业，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同时，新闻舆论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他认为，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

邵飘萍独立办报的思想旨在反对军阀政府、派系以及反动党团操纵报纸；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报纸争得权利和地位；旨在团结教育更多的报界同仁扫除新闻界沉迷现象，振作起来，“使社会得新闻事业之助以促其改进。”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左右，敢于独树一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

二、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

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应用学》一书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最早明确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的新闻道德思想。

邵飘萍经常以“铁肩辣手”自励，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经费困难，他有时也接受一些人的资助，但从不为反动军阀所左右。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十四年当中，他曾经两次流亡日本，四次被追捕，多次入狱，1926年终因秉笔直言，被残酷杀害。他用自己的行为和鲜血实践了自己提倡的新闻记者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