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一、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土司的形成和特点

土司，又叫土官，它是元、明、清中央政权借鉴前代的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各族上层因俗而治的一种官职。土司制度的特点，一是土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二是置于少数民族地区，三是实行世袭制。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作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P1338)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的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的楚庄乔王滇，秦置吏员管理西南夷，汉设都尉、县属，唐置“都护”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然而汉唐以来的“属国”、“都护”，羁縻土府、州、县，或命汉官，或任土酋，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是一种松散的宗主与从属关系。元、明、清三代创立和推行的土司制，则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制度性管理。

甘青地区的土司制形成于什么时代？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一文，以《明史・土司传》及《明会典》等史籍不录甘青土司为依据，认为“明王朝没有在甘青地区正式推行过土司制度”，他认为甘青土司统治体系的形成，“至清王朝建立，才得以正式确认”。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论及清朝在边疆“因俗而治”的政策时，只说它在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实行土司制度，设立土官等，也没有提甘青地区的土司。[2]这都是可以商榷的。明朝在甘青地区未推行土司制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元代就已经在甘青地区任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入明后，这些土官大都被明朝政府授以原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强豪人物，只要愿意投诚，也都授以官职。如元甘肃行省理问所官祁贡哥星吉，洪武元年归附后，授副千户世袭。元甘肃行省右丞，蒙古人朵尔只失结于洪武四年归附后，授指挥佥事世袭。[3]类此由元到明传承下来的土官不少，《明实录》、《明经世文编》及地方志多有记载。元代土官都有朝廷赐予的诰敕、印章、虎符、玺书、金银符等，他们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4]明朝继承了这一做法。此制实行于西南和中南等地区，同样实行于甘青一带，怎能说明王朝没有在甘青地区推行过土司制度呢？

在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各族酋长以世袭官职的政治管理形式，是“因俗而治”的必然选择。《明史》等书不列专传记载甘青土司，并非甘青不存在土司，而是它与华南、华中、西南等地的土司相比较有明显的差异或特点。湖广土司授职不久，旋即“梗化”。[5]四川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则自王其地，以故终明之世，常烦挞伐。[6]广西土司“判服不常，沿革殊致”。[7]云南、贵州等地的土司也都很难“统摄”。再说《明史・土司传》的立传原则是“据其事迹尤著者”，“摭其大纲有关乎治乱兴亡者载之，俾控驭者识所鉴焉。”[8]甘青土司听从皇命，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他们

《云南社会科学》年第期

20035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5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李清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

730070

摘要：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关键词：元明清；甘青地区；土司制

中图分类号：

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0305008705

收稿日期：——

20030714

作者简介：李清凌（～），男，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西北史的教学研究。

1944

自元明至清末，数百年来“输粮供役，与民无异，俊秀读书，亦应文武试”，乃至“与民厝杂而居，联婚结社……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3]根据上述立传原则，甘青土司不被列入《土司传》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明史》卷三三《西域传》

对元明时期甘青一带的土司制记述不少，如“元封驸马章古为宁濮郡王，镇西宁，于河州设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之，统治番众”。明洪武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命元降官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予世袭，知院朵儿只、汪家奴并为指挥佥事。设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长为之”。封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为靖南卫指挥同知”。“寻以降人马梅、汪瓦儿并为河州卫指挥佥事。又遣西宁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抚其酋长，至者亦悉授官。”类此记载还有许多。

根据有关研究，元、明、清代甘青地区土司的分

3

布范围主要在兰州、巩昌、凉州、西宁、青海湖周围以及果洛、玉树等地区。从元、明传至清代而见于记载的土司共有多家，其中土指挥使，土指挥同知，土330610

指挥佥事，土千户，土副千户，土百户，土百12282128

长，土官人，土总头人，土头人。

1315110 [9]它们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多数土司的官职较小，任职地区相对集中。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附表所列《全国土司总表》，元、明、清代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3

南、湖南、湖北、甘肃、青海、西藏等个省区共设

11

多个土司职名，而甘、青地区所见的只有土指挥100

使、土指挥同知、土指挥佥事、土千户、土副千户、土百户、土百长、土官人、土总头人及土头人等种，且

10

都是武职或文职而未入流者。任职地区集中在清代的兰州（治今兰州市）、巩昌（治今陇西县）、凉州（治今武威市）、西宁府（治今西宁市）和环青海湖、玉树、果洛等地区，属蒙、回（维吾尔）、土、撒拉等民族聚居地，有利于各代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

二是外来人员多，社会根基浅。甘、青土司大都是元、明以后迁来的外地人，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西番（包括藏、土等族），也自宋、元以来衰微流落，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因此，他们要在各民族聚居的甘、青地区占有一席之地，享受政治、经济和宗教特权，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而中央政府只要“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就能对土司“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0]大概正是由于元、明、清代中央政府在处理甘青土司问题上颇得其法，3

故数百年来，甘青土司一直“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统治者普遍认为这里的“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11]

三是世系延绵，流传长久。从元朝至清末（实际上

存在到民国或更晚），多年来，甘青土司大都世系

700

分明，传承不绝。即使在清雍正以后大规模“改土归

流”中，甘、青土司也未被触动，甚至还有新的增设和

提拔。如陕甘总督岳钟琪在“改土归流”的大潮中奏请

给甘肃土目韩炳、韩大用人“各给土千户号纸，令分

2

辖回族”[1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元明清时期甘青土司与流官的关系

如前所述，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不同于

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那里的土司“大姓相擅，世

积威约”[10]，“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6]。就是

说，他们大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地盘和机构，对辖区居

民实行完全的统治权；甘青土司则都被安置在中央设置

的地方军政机构中，既是国家官员，又领有一部分国家

赐给的土地、民户等，国家允许他们建立一定规模的土

司衙门和吏目，在辖区和部落内部享有一定特权。

元朝在今甘青地区的行政建置，除陕西和甘肃两个

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及宣慰使司或宣慰使司

都元帅府），又在宣政院下设吐蕃等处宣慰司（下领脱

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和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辖今甘肃临

夏、甘南，武都部分地区及青海的海北、黄南、海南、

果洛等地），吐蕃等路宣慰司（辖今青海玉树、海西等

地），掌管吐蕃地区的政教事务。

明朝在今甘青地区的建置，除陕西布政使司（下领

府、州、县），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提刑按察使

司辖区外，还于洪武三年（公元年）在河州设置了

1370

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西宁、河州、洮州、岷州及朵

甘、乌斯藏地区，后又在朵甘和乌斯藏分别设立了行都

指挥使司），直属中央，下辖指挥使司，宣慰使司，

13

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

6417[13]洪武十二年（公元

年），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初治庄浪（今永登1379

县），洪武二十六年（公元年）徙治甘州（今张掖

1393

市）。下领卫，千户所，统管军民事务。此外，在124

嘉峪关以西还设置了哈密、赤斤蒙古、罕东、罕东左、

安定、曲先、阿端等卫，属羁縻性建置。

7

清代今甘青地区属于甘肃省。康熙三年（公元1664

年），陕西布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其中右布政

使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公元1667

年），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次年，又改为甘

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雍正三年（公元年），清

1725

政府撤销了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将其所属的卫所改为

府、州、县，实现了行政建制统一化。甘肃布政使司

（即甘肃省）下辖庆阳、平凉、巩昌、兰州、宁夏、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