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杜诗与史记

论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杜诗与史记摘要：司马迁著《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诗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由此，可以看出杜诗的“诗史”具有善陈史事，“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等性质。

主题词：杜诗；诗史；史记；性质

司马迁著《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诗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一）杜甫“诗史”意义的具体表现

古人向以杜诗善写时事而尊其为“诗史”，宋陈岩肖说：“杜少陵子美诗，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杜甫的确善于在诗歌中描写时事，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进入了政治、军事、社会严重危机的多事之秋，从此，杜诗往往以当前重大事件作为其创作题材，诸如描写征伐少数民族战争的《兵车行》等，叙述平叛战争的《悲陈陶》、《悲青坂》等，反映安史之乱的《哀江头》、《三吏》等，即便是在一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中对于时事都有如实的描写。特别是他用律诗、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是他以前的诗人所没有尝试过的。因此，杜诗既是安史之乱前后那个动荡时代的画卷，又是一位饱经战乱而忧国忧民诗人的心声。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杜诗“诗史”的更深意蕴则是体现在杜甫的“史笔”与“卓识”方面。就是说杜诗不仅善陈时事，而且还以直笔的方式对当权者及朝廷进行讥喻和讥刺，如《哀江头》、《丽人行》等诗讥刺杨国忠、杨贵妃兄妹，《忆昔》、《有感》等讽刺代宗的腐朽昏庸，等等。这既是对世家所说的《春秋》笔法的继承。

（二）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影响了杜甫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他不幸赶上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经历了唐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所谓“开元之治”，同时也经历了唐帝国濒临覆亡的安史叛乱。“最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极具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的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他们的内心会因时代的疾风暴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因此，杜甫才能够创作出关注现实社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写实主义作品。杜甫有时用势必讽喻批判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即“志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直接讽刺批判当权者。我以为这是他受到《史记》的实录精神实质的影响。

司马迁生活在国家大一统的汉武帝时代，由于文景之治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资源，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活跃。然后，到了后期，由于汉武帝的专制刚愎，穷兵黔武，滥用民力，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中央集权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预见到了汉王朝盛极而衰的事实。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汉朝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到汉武帝，对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象与时政，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讽喻与

批评。如他在《史记》中许多地方讥讽汉武帝的穷兵黔武、痴妄迷信以及劳民伤财的一系列做法，尤其《封禅书》、《酷吏列传》、《万石君列传》等。这充分证明了《史记》书法不隐的实录精神，以及司马迁敢于批判汉朝当权者的胆力。

《史记》的直笔精神对后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随着隋唐以后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史书撰写的日益规范化以及封建政权对私家著史的限制，史学领域越来越缺少这种“书法不隐”的精神，著史不能直书实录，已成为封建社会官方史学额一个特点，然而，由于司马迁思想内核的强大辐射力，这种实录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国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文学领域，杜诗就是典型的范例。

（三）杜诗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凡读过杜诗的人都不难发现，杜诗中有许多赞美司马迁以及直笔良史的句子，如“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表明杜甫对司马迁这样敢于批判当权者的良史是十分钦佩的。尤其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及其顽强的奋斗精神、高尚的品格受到包括杜甫在内的后世知识分子的敬仰，加之作为一代奇史的《史记》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杜甫在创作时自然而然收到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与影响。

杜诗对《史记》更深层次的接受体现在批判现实的精神实质方面。“当皇帝荒淫无道时，杜甫就毫不掩饰得表示出不满，讥讽，虽然他不可能公然反对皇帝，但杜诗中对黑暗朝政的批判却是入木三分的，而且这种批判常常不把皇帝排除在外。”如杜甫对天宝年间的穷兵黔武极其不满，“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等句都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玄宗，并不为尊者而讳。除了这些锋芒毕露的批判之外，杜诗中叶有对当局者进行讽刺的作品，《冬日洛城北玄元皇帝庙》之于玄宗过度崇尚道教。这些都是体现了杜诗作为“史诗”的“实录”精神。再如《洗兵马》之于揭露玄、肃父子“宫闱隐情”，看似歌颂，其实讽刺，歌颂中隐含着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歌颂与批判的结合于交融才是诗人“卷入现实”之后发现的真正的“现实”，体现了杜诗作为“史诗”的“实录”精神。

杜诗如此毫无隐讳的批判现实，批判当朝最高统治者，正是体现了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也与《史记》的直接批判精神毫无二至，可谓一脉相承。可见，《史记》的实录精神完全被杜甫接受并传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了。

参考文献：1、赵逵夫，《杜诗学与杜诗文献》，巴蜀书社，2010年6月第一版。

2、李汝伦《杜诗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