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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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
黄河之声 2019年第10期 总第535期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
闫 铮
（山西大同大学，山西 大同 037009）
摘 要：音乐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交流，“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造就多样 形态，融合发展传播的重要作用。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大致经历了秦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三个阶 段，西乐东渐促使宫廷雅乐衰微，各民族乐器的共存催生了多元音乐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让更多的音乐形态和形 式发挥发展起来，最终极大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模式与文化体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民族音乐；音乐交流
唐代开放、自信、包容的对外政策，极大的促进了文化的发 展与繁荣。唐代宫廷建立的多部乐体制，完美的再现了当时音乐交 流的丰硕成果。唐十部乐中清商伎、燕乐两部为汉乐，其余八部为 外来之乐。此外，倭国乐、骠国乐、林邑乐、扶南乐等也进入唐宫 廷，因其体系不够完善而未被列入宫廷多部乐。唐宫廷十部乐的完 成，是自汉魏以来西乐东渐的伟大成果。唐帝国正以气吞山河、万 象更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形成了自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世界文化的第二个高潮。“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大唐文化高 潮的到来，功不可没。唐代的高度文明向着朝鲜、日本、越南产生 巨大的辐射，形成东亚文化区。
唐代规模庞大的文化交流，带动了音乐的大规模交流。不同民 族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在这次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中，融合、流转， 生根发芽。在龟兹人苏祇婆五旦七调乐调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隋 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理论，成为中国古代乐调的核心内 容，丰富了中原乐调体系。
唐人南卓所著《羯鼓录》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乐器专著。 羯鼓起源于龟兹，是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和天竺乐中的常用 乐器。《羯鼓录》中记载了许多西域乐曲名，“太簇宫中有：色 俱腾、乞娑婆、罗利末罗、苏莫赖耶…”[5]唐人崔令钦所著《教坊 记》卷末所载325首曲目，如苏莫遮、婆罗门、多利子等是西乐中， 较为盛行的作品。唐人著作中所载的西乐曲目数量之多，与唐文人 墨客诗句中所绘西乐风之盛，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西域音乐在唐代的 影响力。
“丝绸之路”的源头，可追溯到史前时代。“据考古发现，哈 密出土的似橄榄状的黑陶，与黄河流域陕西宝鸡北首岭半坡型的陶 器形态一致，说明西域文化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开始受到中原 文化的影响。”[2]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联系由来已久，《竹书纪年》 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3]公元前2015年，西域 民族就曾向夏王朝献上了具有西域风格的乐舞。
一、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乐东渐 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兴起，东西方音乐的交流渐渐增 多。沿着“丝绸之路”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少数民族和外 国乐器传入中原。于阗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 入西乐东渐的行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发展壮大，胡乐规模性、集体 化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原，西域五方乐，即天竺乐、疏勒 乐、龟兹乐、安国乐、和康国乐，在南北朝前后，逐渐聚集于于 阗、龟兹、高昌三地，并向中原东渐。随着大量胡乐的东渐，宫廷 雅乐逐渐衰微。现存敦煌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的图像学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大同云冈石窟，始 建于北魏，“在云冈530多件乐器图像中，西来乐器就有426件，云 冈现存的77组乐器图像，忠实的记录了胡乐在北魏的传播盛况，以 及各民族音乐大融合的史实”[4]在云冈石窟的乐器图像中，来自于 西域的筚篥、竖箜篌、细腰鼓、法螺等乐器与汉族传统乐器琴、 阮、笙、笛，及西凉乐器共存。可见，在西乐东渐过程中，胡乐与 华夏正声在此交流融合。鲜卑人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文明、西域 文明在这里汇集，形成了多元文明浸润的北魏音乐文化。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音乐的交流与融合，为其后到来的 隋唐音乐高潮奠定了雄厚基础，融合 从东汉灭亡到隋再次完成大一统霸业，中国经历300多年的战
乱和频繁的政权更迭。社会的动荡使得宫廷雅乐日渐衰微，胡乐经 “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植根华夏。隋唐时期进入了“丝绸之 路”音乐交流的鼎盛时期。
隋开国之初，文帝对于雅乐中并用胡声，乐官尽出自胡的现象 颇为不满。隋开皇9年灭陈之后，得到了所谓的华夏正声，文帝十分 欣慰。隋文帝开国建立了宫廷7部乐，其中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 为外国乐伎。龟兹伎、国伎（西凉伎）为西域音乐，体现出文帝对西 域音乐盛行中原的认可和支持。隋炀帝时期，建立了隋宫廷9部乐。
三、宋元明清时期音乐发展新模式的建构 北宋统一中国时，国家控制版图有所缩减，北宋朝廷未能实际 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一隅，更无法控制西北地区， 陆路“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此时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鼎盛 时期，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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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
宋代，中国音乐朝新的方向发展。“由汉唐时期中外音乐相互 交流、相互融合的局面，逐渐转换为宋代以后在自身音乐传统中、 在相对独立的音乐体系内、以不断的积累和创造来推陈出新的发 展模式”[6]魏晋至隋唐以来，西域乐舞传入中国，到了宋代这些乐 舞或以新形式，或以新名称仍在宫廷表演。柘枝队、醉胡腾队、拂 霓裳队等。唐代规模庞大的宫廷多部乐，到了宋代经过删减，简化 “摘遍”篇幅大大缩减。宋代宫廷燕乐包括杂剧、歌唱、舞蹈、器 乐独奏、器乐合奏以及百戏等，唐代的歌舞音乐已让位于新兴的杂 剧。宋以后，戏曲作为主流文化，席卷中国北方与南方。
中国民族音乐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璀璨夺目。中国音乐 的历史，是一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离不 开交流，“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是同时存在的，共生性是弥合差 异性的基础，差异性又促进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动力，并在相互碰 撞中互相借鉴与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 撞中共同成长。”[1]“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 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造就多样形态，融合发展传播的重要作用。 陆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 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 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向南继续前行到达楼兰，穿越葱岭直到大 秦。另一路线可从洛阳或长安出发，到达敦煌后，向北进入龟兹、 安息直到大秦。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到达永昌，继续出发 直到身毒。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高原西行到达天山进入中亚。
黄河之声 2019年第10期 总第535期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
闫 铮
（山西大同大学，山西 大同 037009）
摘 要：音乐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交流，“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造就多样 形态，融合发展传播的重要作用。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大致经历了秦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三个阶 段，西乐东渐促使宫廷雅乐衰微，各民族乐器的共存催生了多元音乐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让更多的音乐形态和形 式发挥发展起来，最终极大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模式与文化体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民族音乐；音乐交流
唐代开放、自信、包容的对外政策，极大的促进了文化的发 展与繁荣。唐代宫廷建立的多部乐体制，完美的再现了当时音乐交 流的丰硕成果。唐十部乐中清商伎、燕乐两部为汉乐，其余八部为 外来之乐。此外，倭国乐、骠国乐、林邑乐、扶南乐等也进入唐宫 廷，因其体系不够完善而未被列入宫廷多部乐。唐宫廷十部乐的完 成，是自汉魏以来西乐东渐的伟大成果。唐帝国正以气吞山河、万 象更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形成了自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世界文化的第二个高潮。“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大唐文化高 潮的到来，功不可没。唐代的高度文明向着朝鲜、日本、越南产生 巨大的辐射，形成东亚文化区。
唐代规模庞大的文化交流，带动了音乐的大规模交流。不同民 族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在这次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中，融合、流转， 生根发芽。在龟兹人苏祇婆五旦七调乐调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隋 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理论，成为中国古代乐调的核心内 容，丰富了中原乐调体系。
唐人南卓所著《羯鼓录》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乐器专著。 羯鼓起源于龟兹，是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和天竺乐中的常用 乐器。《羯鼓录》中记载了许多西域乐曲名，“太簇宫中有：色 俱腾、乞娑婆、罗利末罗、苏莫赖耶…”[5]唐人崔令钦所著《教坊 记》卷末所载325首曲目，如苏莫遮、婆罗门、多利子等是西乐中， 较为盛行的作品。唐人著作中所载的西乐曲目数量之多，与唐文人 墨客诗句中所绘西乐风之盛，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西域音乐在唐代的 影响力。
“丝绸之路”的源头，可追溯到史前时代。“据考古发现，哈 密出土的似橄榄状的黑陶，与黄河流域陕西宝鸡北首岭半坡型的陶 器形态一致，说明西域文化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开始受到中原 文化的影响。”[2]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联系由来已久，《竹书纪年》 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3]公元前2015年，西域 民族就曾向夏王朝献上了具有西域风格的乐舞。
一、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乐东渐 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兴起，东西方音乐的交流渐渐增 多。沿着“丝绸之路”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少数民族和外 国乐器传入中原。于阗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 入西乐东渐的行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发展壮大，胡乐规模性、集体 化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原，西域五方乐，即天竺乐、疏勒 乐、龟兹乐、安国乐、和康国乐，在南北朝前后，逐渐聚集于于 阗、龟兹、高昌三地，并向中原东渐。随着大量胡乐的东渐，宫廷 雅乐逐渐衰微。现存敦煌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的图像学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大同云冈石窟，始 建于北魏，“在云冈530多件乐器图像中，西来乐器就有426件，云 冈现存的77组乐器图像，忠实的记录了胡乐在北魏的传播盛况，以 及各民族音乐大融合的史实”[4]在云冈石窟的乐器图像中，来自于 西域的筚篥、竖箜篌、细腰鼓、法螺等乐器与汉族传统乐器琴、 阮、笙、笛，及西凉乐器共存。可见，在西乐东渐过程中，胡乐与 华夏正声在此交流融合。鲜卑人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文明、西域 文明在这里汇集，形成了多元文明浸润的北魏音乐文化。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音乐的交流与融合，为其后到来的 隋唐音乐高潮奠定了雄厚基础，融合 从东汉灭亡到隋再次完成大一统霸业，中国经历300多年的战
乱和频繁的政权更迭。社会的动荡使得宫廷雅乐日渐衰微，胡乐经 “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植根华夏。隋唐时期进入了“丝绸之 路”音乐交流的鼎盛时期。
隋开国之初，文帝对于雅乐中并用胡声，乐官尽出自胡的现象 颇为不满。隋开皇9年灭陈之后，得到了所谓的华夏正声，文帝十分 欣慰。隋文帝开国建立了宫廷7部乐，其中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 为外国乐伎。龟兹伎、国伎（西凉伎）为西域音乐，体现出文帝对西 域音乐盛行中原的认可和支持。隋炀帝时期，建立了隋宫廷9部乐。
三、宋元明清时期音乐发展新模式的建构 北宋统一中国时，国家控制版图有所缩减，北宋朝廷未能实际 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一隅，更无法控制西北地区， 陆路“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此时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鼎盛 时期，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趋势。
16
◎ 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
宋代，中国音乐朝新的方向发展。“由汉唐时期中外音乐相互 交流、相互融合的局面，逐渐转换为宋代以后在自身音乐传统中、 在相对独立的音乐体系内、以不断的积累和创造来推陈出新的发 展模式”[6]魏晋至隋唐以来，西域乐舞传入中国，到了宋代这些乐 舞或以新形式，或以新名称仍在宫廷表演。柘枝队、醉胡腾队、拂 霓裳队等。唐代规模庞大的宫廷多部乐，到了宋代经过删减，简化 “摘遍”篇幅大大缩减。宋代宫廷燕乐包括杂剧、歌唱、舞蹈、器 乐独奏、器乐合奏以及百戏等，唐代的歌舞音乐已让位于新兴的杂 剧。宋以后，戏曲作为主流文化，席卷中国北方与南方。
中国民族音乐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璀璨夺目。中国音乐 的历史，是一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离不 开交流，“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是同时存在的，共生性是弥合差 异性的基础，差异性又促进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动力，并在相互碰 撞中互相借鉴与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 撞中共同成长。”[1]“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 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造就多样形态，融合发展传播的重要作用。 陆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 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 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向南继续前行到达楼兰，穿越葱岭直到大 秦。另一路线可从洛阳或长安出发，到达敦煌后，向北进入龟兹、 安息直到大秦。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到达永昌，继续出发 直到身毒。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高原西行到达天山进入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