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苏轼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苏轼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有人把他列为李太白之后第一豪放的诗人，评价是够高的了。但是，秦少游还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苏氏之学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尤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答傅彬老简》）。事实上，苏东坡既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又称得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政治人物。以苏氏为中心，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形成“蜀学”。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中国思想通史》卷三）。这种思想，苏东坡是尤为突出和执着的。

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东坡集·后集》卷十六）儒释道三家学说，都声称其宗旨是救乱世，都使人“止至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确是殊途同归。苏轼认为它们各派学说，犹如江河，虽有南东之不同，但最终都汇于大海，归结为一。他的这种观点是博览群书和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铸成的。

若就学识而论，说苏轼学富五车是并不夸张的。苏轼的

《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迦文”，可见他少时确是儒释道等百家之书，无不毕读。开蒙之后，他的老师是颇有名气的道士张易简。他自己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他还颇得意的。从名师，又独被张易简所赏识，足见他的聪颖和对道士传教所接受的情况是不错的。可谓是得意弟子。

大约在宋神宗以前，苏轼应举求仕期间，也是他广泛吸取诸家思想学说期间，他受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崇儒而排斥道释。很显然，封建时代的举子必须攻读儒家学说。苏轼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东坡集》卷二十九《答李端叔书》）正如他在《答刘巨济书》中说：“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前面所说的跟道士张易简学习，则杨朱、老庄之说必然学得可以；而专为应举而苦攻的家传儒学，自然得天独厚。

苏轼早年的一些文章、奏议等，对孔孟推崇备至。他认为孔子之说“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子思论》）；盛赞孟子“有所守”。对老庄有不专一的时候，非难老庄申韩。认为韩非正是由于发挥了老庄虚无的思想，于是才有“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申韩之罪”皆“老聃、庄周使之然”（《东坡应诏集》卷九《韩非论》）。

可以认为，他在中年以前，对待各家学说还不是从各自的实质要害出发，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期间他应诏、上奏议，当然要以儒家学说为本。其它各家学说他虽早有接触，但多持批判的态度。他说老庄那种“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的思想是不着边际的，“此其真能然哉！”即使有人能做到这样，对统治者亦是不利的。因此，“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从另一角度看，在这一时期，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论天下得失亦然。他说周代是仁义取天下，守天下；秦是以诈力取天下守天下；汉是以诈力取天下，而以仁义守天下；而诸葛亮则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并认为“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时，诸葛亮“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行仁义；而主张袭杀刘表之后，夺取刘璋之国，则“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东坡应诏集》卷十《诸葛亮论》）由此可见他这时期对儒家的偏爱。

然而，进入中年，大约是自贬黄州之后，他的思想再不如此单纯、专一了。苏轼自己也承认：“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与王庠书》），少年轻狂，自负刻薄，这也是难免的；涉世渐广，在饱尝人生的苦乐之后，方能较客观地看待一切。

应该说，其思想崭新境界的展开，当在元丰三年之后，贬居黄州的现实生活，为其思想的复杂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在痛苦中反思，趋于深邃。他居黄州期间写给秦少游的回信中说：“……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病不轻，且喜复健。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答秦太虚书》）可见，贬黄州之后，他欲笃信于释道，行动言语均有所示，但是并未真正的成为道地点出家人。他在二度遭贬受迫害，绍圣元年被发落到广东惠州的贬所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炼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东坡志林》卷一《乐天烧丹》）他认为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期间，亦曾寻道术厚自养炼，借此术以释胸中之块垒，可惜白乐天炼丹将要成了时而炉鼎却败，后不久他忠州刺史除书到，又要他出去做官。因而苏轼认为这是世间与出世间事不两立的缘故。而苏轼自己，因写诗讽刺新法，遭乌台诗案之难，被贬官黄州之后，虽始寻道术（去杂欲）以清遣心中郁闷之气，但自言学道久而无成。因为自贬黄州四年后离谪所，分别赴常州、登州、京师、杭

州、扬州、定州等处任职，十三四年之后又遭贬广东惠州，到惠州时苏轼写此则日记时，认为自己世间事“今日真败矣！”可以认为，他此期对释佛该是更虔诚了。

这个时期，在经历了艰辛的世事磨难之后，他变得更深邃了，对儒释道各家的看法，趋于较为客观，最起码说是不再以势利的目光去看待各家学说。他的思想深处有释佛的风味，而性格脾气却又完全似孔孟的再世。由佛家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丹炉中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处得情同手足，他将佛教哲理注入儒诗之中。给人以浑厚和迷离恍惚的感觉。他的三千多首诗中，据不准确的统计，写禅道佛理的约有二三百首，这些诗中同时又体现着儒家的思想风范。反映了他超旷自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怀贤而潸然下泪的思想情怀。的确是儒释道三教浑然于一体。

苏轼在读书求仕、为宦显达或遭不测之时，他从各家学说中吸取着有用的（好的）东西，塑造着自我，现实生活的熔炉也在锻造着他的模型，当理想的发生矛盾时，他不断从思想方面加以调节，这种自我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可以说，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不尽相同的。到了中年之后，真正的苏轼、苏轼思想趋于稳定，儒释道三教学说中他的自我整体中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又找不出道地的单独一家的独立成份。说是随缘自适，倒不如说出处自由。对社会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