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中“想象”

浅析历史学中的“想象”

“想象”最初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解构与组合创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想象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想象思维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把事物由主观意识转化为客观可感知的外在事物，创造艺术的真实。由于这种创造力的价值，”想象”逐渐运用到新事物的发明和艺术创作上，随着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想象”也开始渗透于文学乃至历史学领域中。英国的柯林武德说: “历史学家必须在两个方面超过他的权威们所告诉他的, 一个是在批判的方面……，另一个是在构造的方面。”这里柯林武德所说的“构造性”,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如果我们的构造并不包含任何不为证据所必须的东西, 那么, 它就

是一种合法的历史结构, 没有它就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学。”[1]美国著名思想家海登·怀特曾提出过”历史叙事的本质就是虚构”的论断，虽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反对与批评，却开始让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了解、认识到历史其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就蕴含了”想象”。

一、历史学中”想象”的内涵

历史想象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学者在历史证据（即史料）的支持下，运用想象力构建一种将历史空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人物整合为一的历史情境。之所以会有”想象”的存在，说到底是因为历史材料的不足，无论历史资料收集的如何

完备，都会有缺失。即便你参与了某一事件，甚至主导了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你了解的也只是局部或是一个大概，那些你没经历和没看见的，要靠别人的述说以及自己的想象了解到。因此史学家在写史的时候更需要依据事实、发挥正当的想象。自柯林伍德提出了”构造的历史学”需要运用”想象”的手法后，许多国外和国内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对”想象”的认识。

英国的麦考莱认为，”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绝对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入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2]

美国学者格拉夫则认为，在诸多对历史思想有贡献的特质中，历史情境和历史想象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历史情境规范历史想象。学习历史的学生对过去能够构建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他们批判检验的历史想象能力到达什么程度。在历史情境中，历史想象可以推进历史理解。在这里，格拉夫就强调了历史想象在历史教学中的积极作用。[3]

余英时则认为，一个欲成专门之业的史家既要有批评精神，同时还要有史学建设的能力，这种能力就等同于”历史的想象”。”所谓想象，也就是把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想象其间究竟曾发生过什么事。”“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

具有批评精神的历史学家当然是要发掘并订正一切历史记载中的

伪误。但他之所以能如此做，则正是因为他的脑海中已有了由历史证据所引导出来的一幅有条理而又连续不断的图画，否则他将从定其是非。由此可见，先验的想象不仅完成了历史建设的工作，同时也提供了历史批评的方法”. 余先生就分析了历史中”想象”是

如何开展的以及对史学研究的作用。[4]

胡适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做历史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 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因为”史料是不会齐全的, 往往有一段, 无一段, 又有一段, 那没有史

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了。”胡先生的话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想象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5]

葛兆光先生在他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附说中有一节名为”想象的边界”。他认为，”历史想象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象，才可以成立”。在历史研究中，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象是可能的。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象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这里葛先生就给历史中”想象“的运用作了一个严谨的界定，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后辈们不断地学习。[6]

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也对”历史想象”给予了论述：”人类的历史，说起来是虚无缥缈，其真景象已不可, 史学家于是利用想象，创造虚幻的境界，以接近历史。”“历史想象并不是一触即发的，它要靠很多的条件，专注、同情、物证的刺激以及学术的

基础，都是引发历史想象的媒介。”“史学家的想象，自然极为重要。但是当他一旦静坐下来，秉笔写史的时候，引书便是他最大的工作。他不能向壁虚造，凡所撰述，必有凭据。”[7]

从前面六位学者对历史中的”想象”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共同点就是无一例外都强调”想象”要在史料的支持下，不能天马行空地乱想、胡想，否则就成了文学艺术创造，为想象而想象。正如柯林武德所强调的”历史学的想象绝不是任意的或纯属幻想的,历史学的想象构造必须能为证据所证明，如此，它就是一种合法的历史结构,这是不能或缺的,没有这种想象的构造,就不可能有历史学”。[8]

二、历史学中”想象”的特佂

作为历史构建中的”想象”，它既与心理活动的中纯粹的”想象”有所不同，也与艺术创作以及文学中的”想象”有所差异。心理活动中的”想象”，是人的自主的一种意识。就如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所说的”发呆”，或是”白日梦”，都是人们无意识的开始天马星空，无任何的事实根据，可以任意夸大事实，无任何限制。而历史中的”想象”是史学工作者在依据所掌握的历史材料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合理地对材料进行加工、想象，从而尽可能的还原一个真实的，符合事实的历史情境。其次，历史中的”想象”与艺术创作中的”想象”，也有着截然的不同。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小说家的想象确实是同一件事情，但历史学家的想象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想象，其旨在追求真实性；反之，艺术家则是

为想象而想象”。[9]当然，艺术家的”想象”也并非任意的幻想，而是立足于事实之上的创造性想象。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历史学与文学皆需要想象力。正如麦考莱所说，历史中的想象或思辨的功能是”研究已搜集的史实，筛选和归类它们，并做出他的推测和概括”；而文学的功能在于”以一种能吸引和教导我们同胞的形式将科学与想象的结论表述出。”[10]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历史证据，前者旨在发掘硬性事实的”历史的真实性”；后者致力于构造嵌入意义的故事，强调”历史的可理解性”。而在研究目的方面，”历史的真实性”优先于”历史的可理解性”。正如钱钟书所说: 史家追叙其人其事, 每需遥体人情, 悬想事势, 设身局中。”[11] 历史中的”想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重视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对象是历史人物）的心理考察。这和”想象”源于人的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想象”强调人的意识活动，因而历史中的”想象”或多或少地将对心理活动的考察纳入历史研究中。因而历史中的”想象”偏重于心态史的研究。如在秦燕春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中的第二章就以明清之际的遗民的心态为主要研究对象，让读者对明末、清末的”遗民”的精神状态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还有著名学者夏晓红先生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就特别注意对晚清女性的心态变化的研究。同样地，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也大力地展开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的心态进行探索。另人玩味的是，这三位学者都是女性，笔者认为，在心态史研究方面，女性更容易用其细腻的心来体会和考察人物的性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