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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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也对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作了论述。

他指出经史图籍纷繁驳杂,面对浩繁卷帙,为学者不能遍览,常为其多所苦,若无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为学者就会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逐日”,反之如果有好的目录书,“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锐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就会“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一语既赅,毋庸多言。

目录学对于学术研究的功用,仁者智者各有所论。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中总结了古典目录的功能和作用有: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三、粗知学术源流;四、考辨古籍的依据;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综合各家观点,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可归纳如下:
一、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典籍,卷帙浩繁。

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著名学者也不例外。

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开创于汉代,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始为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

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向,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向题,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文献的必要线索与方法。

凡从此入们读书治学成就卓著者,屡见不鲜。

梁启超九岁曾到广州应童子试,名落孙山,第二年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找出门径。

第三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到广州院试,考中秀才。

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进一步学习目录学,研究文史,成为中外闻名的学者。

目录学对于高等学校学生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搜集资料,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有深远的意义。

二、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

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
即学术史,学术源流得力于目录学。

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

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承等。

目录书有三种类型: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

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这一作用。

有小序有解题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的作用。

有小序无解题者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

小序和解题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草。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

许多学者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日,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谁,治学都离不开目录学。

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项目时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科研的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类目。

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

古今凡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成就者,没有不是在积累,消化理解和利用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苦心探索之后获得成功的。

但是许多学人终其毕生奋斗不息,竟然一无所成,原因在不明目录学的缘故。

一、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的图书资料浩为烟海。

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初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又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深,方能得其门而入”。

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的编制、利用并使其在科学文化事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一门学问。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撰有《别录》、《七略》等书,开创了我国图书目录学之先河。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氏父子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

从汉以后,历代学者无不重视目录,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至清代,章学诚著成《校雠通义》,更总结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

反映我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最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现代各科著作的目录更是众多。

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了解目录可以使我们“览录而知者,观目而悉词”,进而可以“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读了《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先秦诸子的学术观点及流派的演化情形;从魏晋人目录学著作中附录的佛、道两录
中可以窥见佛法东来和古代道家演变成道教的情形。

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

其次,目录学可以指示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

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目录学,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所以说目录学的运用是做学问的基础工作,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治学之道。

遍观古今中外巨子硕儒,其研究无不从目录出发。

目录学在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它可以告诉学者某论著出于何处,如何去查,提供治学线索;第二,它可以告诉学者,某问题已有哪些著作,及从哪些角度作过研究,可以少走弯路,避免犯重复性的错误。

例如:自己在选出题目后,查看目录,若发现此题别人已经做了很详细的研究论证,那么自己便可放弃此题,另择它题进行研究;第三,它可以告知学者,对某问题以前学术界研究的大趋向,供治学者从宏观上掌握。

如看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仔细阅读后提出新的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深的研究。

因此,目录学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一个学科的目录,如果按时间编写,将是该学科的发展简史;如果分类编写,也会成为各类的专题研究纲要。

它起始于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目录学对于博物馆学的研究也是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它既是研究博物馆学的重要工具,也是航标。

在当时便已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为我们研究博物馆学,做了极有价值的工作。

科学研究本来便是一代接一代不断延续的过程,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

目录所给予人的启示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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