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_对形而上学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４　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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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康德哲学研究新论

［编者按］　康德哲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一门显学，也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之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康德著作的翻译不完整，而且缺少可信可读的译本，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于康德哲学乃至西方哲学之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可喜的是，

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康德的著作如三大批判先后有了几个译本，其中李秋零教授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尤其引人注目。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２４－２５　日，适逢《康德著作全集》全部出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以《纯粹理性批判》为中心”学术研讨会暨《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３０　

余人参加了会议。本刊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张志伟教授协助选编了部分会议论文予以刊发。因篇幅所限，这些论文或者是原文的摘要，或者是原文的一部分。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两组：一组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康德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张志伟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形而上学的贡献》、黄裕生的《论〈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成为“基础形而上学”》、郭大为的《从“方法论”看康德形而上学的架构与主旨》和张能为的《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思》。另一组论文则与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有关，

包括张志扬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谓词“像”如何“是”？》、邓晓芒的《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１２中三个范畴的解释》、陈嘉明的《康德与先验论证问题》和钱捷的《康德的“分析判断”概念是成问题的》。希望本专栏能及时反映有关康德哲学研究的学术状况，进一步推动我国

的康德哲学研究。

《纯粹理性批判》对形而上学的贡献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 众所周知，

《纯粹理性批判》是有史以来对于形而上学批判最深入、系统、全面的著作。实际上，《纯粹理性批判》不仅包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亦包括对形而上学的建设，而且这一方面与批判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大致划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一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二是涉及“最高种类的存在”的神学；三是研究

“第一原理”的科学。［１］（Ｐ３）

中世纪哲学家把这些不

同的方面区分为“普遍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对康德来说，前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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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论即范畴体系，后者则相当于由笛卡尔的三条形而上学基本原理所确定的研究灵魂、上帝和宇宙的超越形而上学。如果前者可以称之为“本体论”，那么后者可以称之为“超越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康德谈到他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一尝试如愿得以成功，并且在形而上学探讨先天概念（它们在经验中的相应对象能够与它们相适合地被给予出来）的第一部分中，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从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这一演绎中，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里，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对于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目的就一切迹象来看非常不利的结果，即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这门科学最本质的事务。”［２］（Ｐ１７）康德认为他既证明了一种先天知识的可能性，也为作为经验对象之总和的自然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的形而上学”，当然与此同时也就证明了“超越的形而上学”在认识领域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康德哲学具有二元论的性质，不过其目的却是克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纠正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主体与知识相关，而对象则是外在的物的通常观念，以认识对象内在于主体之中来解决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从二元论出发，并且将二元论推到极致，但放弃了“物自身”这一元而完全在主体之中来解决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所以，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客观演绎意在解答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亦即知性范畴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由此，康德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对象的性质，使“内在形而上学”成为可能。

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客观演绎围绕“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而展开，不过他的论证实际上有两个出发点：其一是感性与知性的区别，感性不能思维而知性不能直观；其二是杂多表象之联结即“综合”属于知性而非源自感性。先验统觉作为一切认识的最高根据和先验的条件体现为分析的统一性，所有表象必须以先验统觉为前提才能为我所知，才是我的表象。然而，由于先验统觉自身不能直观，因而杂多表象来自感性，所以当且仅当杂多表象中具有综合统一性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同一性。分析的统一（统觉）与综合的统一（直观）之所以能够沟通而相互联系起来，就在于知性范畴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功能所架起的桥梁。至于知性如何能够应用于与之不同类的感性，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来解决问题：想象力在感性直观中盲目地发挥形成形象的作用，而形成形象所需要的综合则服从知性范畴的规则。先验想象力是“生产的想象力”，亦即“生产”对象的先验功能。所以，范畴对于感性之杂多表象的综合不仅是知识的先天条件，也是对象的先天条件。由此，我们就达到了先验哲学的最高成果：知性为自然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从“知性为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而康德所强调的实际上是“知性为经验对象立法”。

康德关于范畴的客观演绎使我们对于自然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于认识论以及本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认为外部世界自身具有逻辑结构（如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外部世界实际上是观念的世界（如贝克莱），都假设了由诸多属性所集合而成的对象独立于主体而存在，心物二元论成为不可克服的难题。“知性为自然立法”不仅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而且保证了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因为两者归根结底来源于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功能。

总之，由感性直观提供感觉经验之杂多表象，由知性范畴提供综合统一杂多表象的规则，两者结合便形成了现象界。现象界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可以形成科学知识。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即本体论作为“内在形而上学”由此而成为“科学”：本体论即先验哲学，先天认识形式作为现象界的先天条件亦即经验世界的逻辑结构。当然，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作为“内在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恰恰证明了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即“超越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先验分析论的重要结论是：“知性先天地可以做到的，永远无非是预先推定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而既然不是显象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经验的对象，所以知性永远不能逾越感性的界限，只有在感性的界限内部对象才被给予我们。知性的原理只是一些对显象做出说明的原则，自以为能够在一个系统的学说中为关于一般而言的物提供先天综合知识（例如因果性原理）的本体论，其自负的称号必须让位于仅仅一种纯粹知性的分析论的谦逊称号。”［３］（Ｐ２４０）由此，康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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