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探析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探析
作者：郭学信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01期
[摘要]有宋一代，士大夫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行为习惯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文化性格，体现出注重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与满足。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待遇和最高统治者劝导臣僚“厚自娱乐”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注重利欲满足的本性密切相连；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贵贱无常趋势的增强，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的儒佛道三教融通的思潮，也是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K24 C9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1－0034－05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行为习惯上，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悖反心态和行为。

一方面，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立身行道，当仁不让；另一方面，他们背礼叛教，“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体现出注重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与满足，以至于时人黄震在修《两朝国史》时发出这样的叹息：“时之大弊，曰民穷，日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

”有关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的表现，学界已有所论述，但对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却缺乏比较系统的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之风盛行的原因作一探讨和论述。

宋代士大夫世俗享乐之风的盛行，首先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待遇以及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厚自娱乐”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来说，有宋一代都堪称文人士大夫活得最滋润的时代。

基于文人当政，“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的考虑，宋太祖立国之初，即实行崇文抑武的大政方针，重用文士，以为“作宰相当须用儒者”，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

以后太宗、真宗及历代嗣君，都实行了以文官治天下的国策，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和待遇。

为此，他们广罗文士，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重用提拔读书人，并明确宣布要“与士大夫治天下”。

为了广泛笼络文士，宋代不仅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而且还提高了科举及第后的待遇，文人“一登仕版，迁转如流”，“官秩既进，俸亦随之”。

压抑了多年的文人因文官治国体制的确立，而发展成一个优厚的社会阶层，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前代文人所不能比拟的。

对此，历经后汉、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曾深有感触地说：“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

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

凡此七事，并前例特
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

”时人王术永也不无感慨地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

”
宋代士大夫优越的社会地位，必然带来其物质上的优裕，从而为满足其追求精神享受的欲望奠定了基础。

为了消除君臣之间的利害冲突，宋代最高统治者还通过满足士大夫的精神享乐来淡化臣僚权欲的。

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优待士大夫的条件中，就包含了非常实在的精神享受内容，公开鼓励臣僚享乐：“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真宗皇帝也明确倡导臣下“厚自娱乐”，景德三年，真宗“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

据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记载，真宗平时“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还曾下令为不好声色的宰相王曾买歌妓。

这种政策性的劝导和激励机制，与宋代士大夫优越的社会地位相联系，不仅进一步刺激和纵容了宋代士大夫奢华享乐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使文人士大夫们由此获得了放纵享乐的理由，因此，宋代士子们当官后，“才得富贵，便多改节”，许多士大夫“独溺言声色，一切无所顾避”，整个文人士大夫集团已普遍养成了富贵燕乐、耽恋歌儿舞女的风气。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之风的盛行，也是商品经济注重利欲满足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

中外史家都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空前活跃和繁盛的历史时期。

商品经济的繁盛，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宋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开始过分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风气向着浮薄华侈的方向发展。

对此，宋人李觏《李直讲文集·富国策第四》这样指出：“今也民间淫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

工以用物为鄙，而竞作机巧；商以用物为凡，而竞通珍异。

”可以说，这种“以奇相曜，以新相夸”的社会风气，一方面使中国古代手工业制作和商业流通脱离了“用物”的初级阶段，而分别向“竞作机巧”、“竞通珍异”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刺激了人们的奢华心态，导致了人们“淫侈”欲望的进一步膨胀。

有学者指出，在宋代以前，凡论及奢华生活，其对象主要是皇室、勋戚与达官显宦，而在宋代，总是士庶并提。

如论及华丽衣饰，是“士庶之家”、“民庶”、“村豪”亦仿效“巨室”；论及居室，是“士庶之间，侈靡成风”。

可以说，当时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富到贫，都表现出审美趣味的奢华追求。

宋代奢华之风的盛行，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上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当时不仅那些繁华的都市酒楼密布，茶坊林立，瓦舍勾栏遍地，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

如地处湖州嘉兴府的乌青镇，据《乌青镇志》卷四记载，市内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楯，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

不断发展的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更是拉动了娼妓业的兴盛和发展。

当时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皆是妓馆林立，官妓、私妓并存，歌妓舞女云集。

如北宋都城东京，据《东京梦华录》卷二所载，东京御街宣德楼西“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御街朱雀门以东，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

除了固定的妓馆，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茶坊，也成了妓女们经常光顾的营业场所，凡大的“酒店门
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人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

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这说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大，商品意识也迅速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人们的种种享乐欲望也日益强烈起来。

正是城市居民这种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时尚和种种享乐欲望，为广大文人士大夫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

据记载，当时的瓦舍勾栏、妓馆、酒楼、茶坊，是文人士大夫经常流连、游荡之地，尤其是瓦舍勾栏，士庶咸集，热闹异常，它“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获得全方位的娱乐与满足”。

宋代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人士大夫价值观念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重义轻利。

唐宋之际，尤其是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义利之争开始广泛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一些反传统的义利思想不断涌现，言利的主张日渐抬头。

如李觏一反儒家“贵义贱利”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利欲可言”的功利主义价值论。

《李觏集·原文》：“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并明确指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认为利欲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准人们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

以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在义利观的论争中，言利的思想更为明显。

他在《陈亮集·问答下》中明确指出，人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

这些与儒家正统“贵义贱利”主流思想相对抗的功利主义价值论，显然标志着商业文化观念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文人士大夫理性的思维领域。

虽然在当时有关义利、理欲的论争中，“许多文人持较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而实际上，重‘利’和重‘欲’的思想早就以更散在也更具体的方式存在于士大夫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了，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享乐思想在两宋文人中成为主流”，整个文人士大夫集团在审美趣味上弥漫了诗酒宴乐、娱情适性的色调。

《宋稗类钞》卷二有一记载，翰林学士宋祁好客，曾与宾客上元夜点华灯拥歌妓醉欢达旦。

宰相宋庠不满其弟的穷奢极侈，翌日遂寄语宋祁：“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韭煮饭时否?”宋祁却笑而回答：“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处吃韭煮饭是为甚底?”吃韭煮饭正是为了今日享乐，这里面虽然映射出昔日寒士喜登龙门后的补偿心态，但也是商品经济注重利欲满足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的时代精神。

上列宋祁所表现出来的世俗享乐的思想和行为，绝非宋祁一人所为，而是普遍存在于两宋士大夫行为方式中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宋代士大夫在商品经济影响下注重享乐的文化心理在宋祁身上的具体表现。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之风的盛行，亦源于宋代士大夫对贵贱无常局面的感悟。

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经济上，自唐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的现象日趋严重，土地商品化成为历史潮流。

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立国之初就推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对私人合法拥
有土地不加任何限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各类地主和商人，乃至一部分自耕农民，都在不断地购买土地，人们“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绝对优势。

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隋唐以前世家大族经营的庄园经济，让位于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地主经济，随之而来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南北朝以来通过荫庇制直接控制大量部曲、佃客的士族门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和门阀制度的崩溃相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贫富贵贱的黜陟日渐频繁。

经济上，在宋代，无论是地主、自耕农或佃农，他们都有可能由于获得或失去土地而上升或沉沦，其身份、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

即使王公贵族、大臣的后裔，也随着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加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走向没落，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之感叹。

宋人袁采《袁氏世范》(卷三)中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之语，以及楼钥《攻集》(卷八八)中的“朝为富室，暮为穷民”之言，便是对宋人身份、地位波动状态的形象概括。

政治上，随着门阀政治的崩溃，“取士不问家世”政策的推行，宋人在政治上也出现了社会流动，人们可以由贱而贵，也可以由贵而贱，官民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如北宋名相富弼，其死后不久便“家世零替”。

宰相吕端死后，家世也很快衰落，“旧第已质于人”的增大，贵贱无常趋势的增强，使宋代士大夫深感今日不知明日事，对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忧心忡忡。

加之有宋一代党争不断，处于党争漩涡之中的士大夫大都“流贬镌废，略无虚日”，几乎没有一个宦海无恙、善始善终的，常常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

这种严酷的现实严重挫伤了他们奋发有为的士气，使他们内心基调变得低沉和悲凉，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他们普遍认为，“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计。

既然贵贱无常，为何不及时行乐，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时光尽情地享受呢?叶梦得《避暑录话》有这样一则记载：“韩持国(持国，韩维字)为守，每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

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人，满九客而止。

辄与乐饮，不问其何人也。

曾存之尝以问公日：‘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日：‘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

”韩维西湖日日设宴，有士大夫过即邀之乐饮，而不问其何许人，这里虽然反映的是韩维出于对人生短促的敏感，其实这种行为又何尝不是源于宋代士大夫对贵贱无常局面的感悟。

正是基于对贵贱无常、春不吾待的感悟，一种任性逍遥、及时行乐的思想便在士林中间弥漫开来，形成了以游妓、蓄妓、宴乐等为内容的享乐之风，“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此为相乐也”。

柳永《传花枝》中的“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

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之语，晏殊《更漏子》中的“金盏酒，玉炉香，任他红日长”，以及《清平乐》中的“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

兔走鸟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之词，无不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那种任性逍遥、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

这种因痛感贵贱无常而主张及时行乐的思想，促使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越来越多地将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歌舞妓女、红灯酒绿联系到一起，力图通过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境的变化，为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依托，以使他们压抑的痛苦得以释放，受伤的灵魂得以抚慰，从而走出生存的困境。

宋代士大夫世俗享乐风气的形成，也与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的儒、佛、道三教融通的思潮直接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家学说因其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发生过长期的相互冲突和斗争。

进入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道两教的兴盛，儒、佛、道三教之间又出现了相互吸收、渗透和融合的趋势，但总括起来看，宋代以前，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格局并未形成。

入宋以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促进佛、道二教与儒学的融合，北宋统治者在大兴儒学的同时，又加大了对佛，道二教的扶持和提倡。

如真宗登极后，在崇儒同时，又主张以道家学说教化朝臣和百姓。

同时，他还亲撰《崇释氏论》，称佛道“迹异而同道”，并亲为佛经作注。

在统治阶级提倡、扶持下，宋初逐步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同设并举的历史局面，三教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出现了儒、佛、道三教由相斥到相存共同助世的趋势，思想界三教融通、三教合一的格局已经形成。

正是在三教融通的历史情势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信奉和兼习佛老之学的现象更趋普遍，许多人往往是既讲儒学，又出入佛道，并且有的人已经在“通释老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

如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无论是宇宙观、道本体论，还是人性论、修养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打上了佛道的印记。

王禹偁的思想也深受佛老学说影响，曾自称“壮心无复思行道，病眼唯堪学坐禅”；“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即老子《道德经》)见道根源”。

苏轼也是三教兼通，在其《苏轼文集·祭龙井辩才文》中称：“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公开主张吸收佛老。

所以苏轼一生，不仅倾心于佛，与禅僧来往频繁，同时也对道教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爱好，深受道教逍遥游、任性随缘等思想的影响。

有论者指出，儒、佛、道三教合一并非三个教派的合而为一，而是指在儒、佛、道三教并行、各自基本特征不变的格局下，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度的相互融摄和相互补充。

因此，三者的融摄、兼备，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求。

它可以使士大夫文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环境中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自由转换心境，从而得到充足的精神支持，保持一种最佳的生存心态。

这是颇有见地之论。

正是因为融摄三教，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身的协调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当宋代士大夫个体的情感、意愿受到客观现实的压抑限制时，佛教所倡导的静虑敛心、随缘任运的人生观，道教所主张的“为我”、“贵己”、“逍遥”、“任自然”的文化观，便以特殊的优势引入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引起了他们情感上强烈的共鸣，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事功之外遣情排忧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宋代士大夫们看来，“个体的生命价值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功来实现，也可以在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中去求得”。

故此，与以前文人士大夫相比，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要豁达超然得多，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当世之志破灭后，佛道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通向现实而又能超然独立的人生道路，使他们在理想幻灭之际，能够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思想来解脱自己，随缘自适，任性逍遥，将由当世之志破灭后所产生的失落，消解在佛教的随缘任运和道教的适意放纵上。

他们或托情于诗词、书画，聊以自娱；或耽佛习禅，以禅定之乐来排遣经世的悲痛和人生的苦难；或游心物外，寄情山水，以游宴、耽恋歌儿舞女来排遣心中的忧愁，享受着逍遥自在的俗世生活。

从一定意义上讲，儒、佛、道三教融通孕育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多元的价值取向。

儒家所倡导的群体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们积极人世，以天下为己任，而佛教自我解脱和道教任自然的思想，又使他们注重个体生命欲望的满足，促成了他们热衷于歌儿舞女饮酒作乐。

所以在宋代，即使是同一个文人士大夫，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如《清波杂志》卷十记载：“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

”又如《墨客挥犀》卷八记载：“程丞相(琳)性严毅，无所推下。

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惴恐，无敢喘息。

及开宴召僚佐饮酒，则笑歌欢谑，释然无间。

于是人畏其刚果，而乐其旷达。

”理性与感性，道德与情欲，这种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就是这样互补圆融地统一在同一个人物身上。

应当讲，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迥然各异的行为方式，是与三教融通有着直接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