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作者：邱扶东朱毓雯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05期
[摘要]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发展旅游，达成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共赢的目的，是当前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

比较系统地回顾了近些年来国外古村落、乡村、文化遗产地旅游等研究与国内传统村落、古村落、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等研究，从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旅游对古村落的影响、旅游市场、旅游商业化、旅游感知与态度、旅游社区参与等方面，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传统村落；古村落；旅游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

据统计，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村落，尤其是自然村。

截至2000年，有363万个，截至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十年内减少了近90万个。

从2012年到2014年，住建部等七部局陆续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总计2555座村落被列入保护范围。

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传统村落是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因为是新提出的概念，保护与发展的实践和相关研究都刚刚起步，但在以往的古村落、乡村、文化遗产地等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旅游业一直是最重要的选项之一，相关研究也比较多。

因此，本文将在广泛征引古村落、民族村寨、乡村、文化遗产地旅游等相关研究，尤其是涉及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思考，希望能够为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2国外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国特有的提法，国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成果。

因此，本文主要征引国外对古村落、乡村与文化遗产地旅游的相关研究，借鉴其旅游发展的经验，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2.1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
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研究，可以为传统村落的旅游推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形象界定和形象推广影响因素两方面。

Royo-Vela M（2009）采用历史和文化遗
产、目的地整洁的环境和安逸的氛围，以及旅游者所接受的服务三组指标，对乡村文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了界定。

Hunter W C（2011）以中国台南的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Q方法分析了文化代表物在旅游形象推广中的作用，发现文化代表物是推广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高效工具。

Lorenzini E，Calzati V，Giudici P（2011）研究了文化遗产地品牌在旅游发展中的影响，发现品牌对当地旅游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发展推动力是其核心遗产与旅游整体供应系统。

2.2旅游对古村落的影响
旅游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落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对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传统习俗等带来冲击。

Mbaiwa JE（2011）发现，旅游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收入，村民建设现代化的房子，降低了对传统生活用品的需求，使村落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影响。

Ahmad A （2013）对Kampong Ayer旅游的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带来的废物排放、火灾、犯罪、原真性的缺失，以及旅游服务的信息和设施匮乏等缺陷，影响了文化永续发展和当地生活的正常延续。

Dewi L K Y（2013）以一个巴厘岛村落为研究对象，发现旅游贬低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破坏了其环境质量，从而导致政府、投资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

Tucher H（2001）通过对背包客的研究发现，因为他们体验传统的需要与对供给的要求，促进了当地传统的保护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3旅游商业化
国外学者较早意识到了旅游商业化问题，并就其发展模式、影响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深入研究。

Mitchell C J A（1988）提出创造性破坏fCreative Destructionl模型，将旅游商业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早期商业化、高级商业化、破坏前期、高级破坏和破坏后期，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这一旅游开发模式虽然能创造经济利益，但过度开发和不合理的投资，会破坏当地的原真环境，时隔21年之后，作者又提出市场亚文化需求是影响文化遗产景观改变的重要因素。

Medina L K（2003）通过研究发现，旅游文化商业化通过利益驱动遗址周边村民通过新的渠道习得玛雅文化，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因此，商业化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4旅游感知与态度
研究旅游感知、体验与态度，有助于了解古村落旅游的市场需求，并设计科学的旅游管理对策。

Beeho A J，Prentice R C（1997）根据深度访谈资料，对苏格兰新纳拉克村进行了旅游者体验ASEB半栅格分析，发现到该村的旅游者体验主要受益于历史文化教育。

Royo-Vela M （2008）通过对西班牙的古村落旅游形象进行研究，识别出影响旅游者旅游形象感知的8个认知一情感因素维度，进而提出了可应用于营销管理的古村落旅游形象感知模式。

Meams M A，Toit A S A（2008）基于旅游者感知和土著文化村落旅游从业者感知，利用知识审查工具，对当地土著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检测。

Ghaderi Z，Henderson J C（2012）通过调查居民对旅游发展
和相关政策的态度，发现村民关心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在旅游方面的利用，并意识到旅游带给他们的影响弊大于利，村民的利益缺乏相关政策的保护。

2.5旅游社区参与
Koscak M（1996）提出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参与是乡村区域发展和村落更新的三大原则之一。

Kneafsey M（2001）以法国布列塔尼乡村地区为例，研究当地居民与移民社区参与的情况，结果发现，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社区参与程度、方式，以及决策上存在很大区别。

Horn C，Simmons D（2002）通过对比新西兰两个小镇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结果发现当地居民缺乏社区参与会导致其对旅游发展的抵制，减弱其对旅游者的容忍度。

Bennett N，Lemelin R H，Koster R et al.（2012）基于对5个研究对象的量化分析，通过自然、物力和建设、财力、政策和管理、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源7个资产维度提出资产框架模型，为社区旅游发展和当地环境保护，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3国内研究
涉及传统村落等古村落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3.1古村落价值评价
杨桂华（2003）根据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将民族村寨的价值分为旅游价值、经济价值、社会和生态价值。

李文兵和张宏梅（2010）从旅游者感知出发，将古村落价值分为功能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认知价值。

葛雯等（2013）通过生活体系类资源、农耕渔猎类资源和建筑技艺类资源，对苏州陆巷杨湾村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分析。

胡燕等（2014）提出，应通过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以及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评价指标，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进行评估。

3.2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
吴文智（2002）构建了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状况模型，并通过“P—E”状况分析矩阵，将古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的状况分为开发区、理想区、危险区和保护区四区。

李东和和孟影（2012）以黄山市徽州古民居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徽州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利用的象限模型，提出了原址保护观光利用、原址保护功能转换利用、异地搬迁观光利用、异地搬迁整合利用四种古民居旅游开发模式。

杨定海（2014）提出入选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录，依据保护条例进行保护与更新、设立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建设特色风情镇（村）、建设文明生态村四种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途径，并通过案例进行详细解析。

刘沛林等（2009）提出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开发应当从景观基因的“点—线—网—面—体”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保证聚落景观基因的完整性。

车震宇等（2010）通过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主要游览区域范围不会因为旅游者的增加而扩大，从而提出应减少无序无用开发、挖掘主要游览区价值、保持非主要游览区氛围三点传统村落开发建
议。

李斌（2014）通过比较岩坦镇屿北村与花莲县光复乡的旅游开发模式，提出重视人文保护、建立承包商管制制度、严格管理现代化设施、融合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传统村落发展建议。

3.3旅游市场
冯淑华（2002）研究发现，古村落的旅游客源结构从旅游者知识层次来看，包括科考修学旅游者和知识层旅游群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包括城市客源市场、港澳台客源市场和日韩、欧美客源市场。

卢松等（2004）以西递宏村为例，通过对古村落客流的时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指出客流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与“黄金周”超载的问题。

此后，卢松等（2005）又对黟县古村落的海外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黟县古村落海外游客接待量起伏较大，季节性波动显著，而且客流多集中于宏村，因此，他们提出开发冬季旅游市场、丰富产品结构、突出特点、提升旅游形象与扩大促销五项对策建议。

3.4旅游感知与态度
黄洁和吴赞科（2003）通过浙江兰溪市诸葛、长乐古村落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调查研究，将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观点，划分为倾向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三类。

卢松等（2009）对西递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历时性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居民对旅游的依赖加强；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更加重视；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历时性主要受到个体、景区、政府等因素的影响。

庄晓平（2012）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广东开平自力村和马降龙村村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发现当地村民对公民社会的伦理诉求随着旅游发展程度的上升而愈发强烈。

冯淑华和沙润（2007）构建了旅游者“真实感一满意度”测评模型，以婺源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旅游真实性与古建筑真实感、旅游者满意度、忠诚度呈显著相关。

3.5旅游利益主体与社区参与
陶琳（2011）在多次对传统村落的调查中发现，传统村落存在具有行政、传统和经济权力的各类精英共存，绞合发展的现状，其中，经济精英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翁时秀和彭华（2011）研究指出，在古村落景观变迁过程中，主要的行动者分别是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

冯淑华（2013）认为，在古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有四个，即社区居民、地方政府、开发企业和旅游者，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预期收益，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存在各利益主体利益协调共生发展的问题。

杨效忠和张捷（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受到家庭生意收入和家庭地理位置等微观层面因素以及旅游业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中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另外，在提高社区参与度方面，政府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翁时秀和彭华（2010）通过研究楠溪江芙蓉村的权力关系发现，当地权力
利益结构网的存在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障碍，他们（2011）又针对弱权力意识型古村落提出以心理权力的激发为古村落社区增权的核心、在群体层面划分受众类型、多元增权主体的共同参与三种社区增权途径。

陈志永（2013）以朗德苗寨社区为研究对象，发现农民组织化、制度构建、社区精英和政府的有限介入可以实现社区增权，有效保障社区权益。

陈振华和闫琳（2014）认为台湾的村落鼓励居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培养社会自主能力、凝聚社区认同以及重塑社区活力等旅游社区参与经验，可以为大陆地区的村落保护和乡村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3.6村落更新与演变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传统村落的更新与演变，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程海帆等（2011）以云南傣族、普米族和摩梭民族传统村落更新策略为例，构建了传统村落“动力一过程一结果”循环更新机制，即通过需求与供给、激励与协调、控制与引导三种更新动力，产生具有示范效应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推动可持续性的更新。

李金发（2011）以云南红河州的慕善彝村为例，研究发现，旅游经济发展能够很好地促进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的重组和整合。

4研究评价与展望
4.1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旅游对古村落的影响、旅游商业化、旅游感知与态度以及旅游社区参与等五个方面。

大部分研究都强调以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保护为基础，谋求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对象不仅涉及旅游地的自然资源、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旅游经济要素，而且有些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社会结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制度安排等问题。

国内对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直接研究，最近两年刚刚开始，但是在以往的古村落、民族村寨、乡村、文化遗产地等旅游研究中，包含了很多与传统村落旅游有关的研究内容。

研究早期比较关注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市场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地，提出旅游规划、开发、保护、营销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的研究，受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策与国外研究的影响，开始重视旅游发展中“人”的问题，旅游感知与态度、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旅游政策与制度安排等，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

4.2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

在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旅游政策与制度安排等方面，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构建理论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旅游感知与态度、旅游市场等方面，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社区参与方面，
多以案例分析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研究方法。

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国外学者善于使用追踪研究的方法，进行动态研究：国内学者则倾向于对某个研究对象进行多视角的静态分析，而且侧重量化研究，比较深入的质性研究较少。

4.3研究展望
在研究内容方面，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不仅要关注那些被认证为拥有世界或国家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而且也要关注那些普通的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

同时，在深化已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探索传统村落如何破解保护与发展的困局、旅游发展的可行方式与路径、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与营销的具体方法，以及保障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共赢的策略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方面，应尽量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并注重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

此外，在使用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多元回归、结构方程等数理统计工具，进行量化研究时，应注意数据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