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谈到解构主义，我们不能不提到结构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结构主义大行其道。我们都了解了，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模式入手,将对作品的意义及其内涵或价值上的研究，转向了意义之所以产生的结构,很快就从欧洲风靡到了美国。但在1966年的霍普金斯讨论会上，德里达发表了一篇名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的嬉戏》，率先向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刀，揭开了解构主义的序幕。而曾经的结构主义者，如拉康、福柯等人也认识到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在文学批评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于是就有了后结构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构主义。

罗兰·巴特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早年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粉丝，并为其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符号帝国，但是后来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具有非常明显的解构主义色彩。让一伊夫·塔迪埃所说“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这位杰出作家大概代表了法国批评界和语言学界几乎所有貌似现代派的思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并非总是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然而他总是以其深刻性很快成为该思想方面的旗手。”所以有人戏称他为“变色龙”。（但是我认为罗兰·巴特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墙头草，因为他的转变发生在他瞧见了结构主义的弊端之后，也就是说，这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符号学研究的扩展或许将引导我们去研究系列性的而不只是对立性的聚合关系或许不可能消除这些关系,因为并不肯定,在研究涉及质料和用法两个方面的复杂对象时,我们是否仍能在两极成分之间的选择中,或在一个标记和一个零度的对立中,使意义起作用,这就提醒我们,二元选择结构是最有争议的问题。‛(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在1970年出版的《s/z》是巴特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过渡。‚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这是桩苦差事,竭精弹思‚满腔……苦刑‛,终竟生了疲厌,因为文（texte）由此而失掉了

它自身内部的差异（différence）。‛（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55）

《s/z》的正式出版作为巴特前后期学术活动的分界线。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在《s/z》中锋芒毕露。巴特彻底抛弃结构主义叙述学中竭力寻找建立共同的模式和单一的结构的做法,从而转向对差异的执迷。

所以我们今天把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从作者、作品、读者和写作四个角度进行讲解。

1、关于作者的解构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是作者构建了作品，所以以往的文学批评往往侧重从作家的生平世纪、社会历史环境等侧面进行分析，但是罗兰·巴特却将作者解构到了极致。众所周知，罗兰·巴特写了一本震惊世界的书《作者之死》，提出了一个观点：“作者死了。”这在学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当时的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巴特是借用语言学的手段将作者进行解构的，他废除了作者身份的权威地位，认为语言活动中主体为语言所支配,文学作为语言活动的一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学语言而不是作者。在写作中只有语言在起作用,而不是作者在写作。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只不过是事例写作（instance writing）,正如我不过是事例言说(instance saying)的我：语言知道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人’,界定这一主体的阐述的外部是空虚的,这一主体足以使语言‘结合在一起’,就是说足以尽其所能。‛(罗兰·巴特.作者之死[A].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C].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0)

“作者之死”并不是指经验世界中某个生命个体的消亡,作为实体的作者是不会消失的, “作者”是一种社会习俗与权威的象征,巴特对作者的抛弃便是反抗和颠覆权威,对造就这种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提出“现代作家”的概念。现代作家是语言的书写者，处于语言的大字典中,所有的表达和文本都是被既定的语言秩序所写成的（互文性）,原创的作者已死亡。这是解构主义反主

体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化,是对以作者为中心的权威文学话语体系的颠覆。它带来的是文本的开放,语言的不确定,中心结构的破坏与读者地位的抬升。

2、关于作品的解构

关于作品的解构，我想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这一篇文章中论述得十分清楚。他分了7条来解释为什么作品与文本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品”是结构主义的研究对象，而“文本”是解构主义的研究对象，二者是有差别的。从作品到文本就是从研究“作品”转向研究“文本”，就是“从是文学作品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封闭实体……转向视它们为不可还原的复合物和一个永远不能被最终固定到单一的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无限的能指游戏。”

‚由于文本是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作品则接近所指（signified）……作品自身作为一般符号发挥作用并代表了符号文化的一般类型。文本,则相反,常常是所指的无限延迟(deferral):文本是一种延宕(dilatory)，其范围就是能指部分。‛(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J].杨扬译.文艺理论研究,1998,(5):87)

这让我联想到了德里达所创造的新词延异（diffréance）,在空间与时间上都获得了无限延伸的机会。作品接近所指有清晰的意义,文本在对符号的接近过程中意义变得丰富，也变得模糊。

结构主义中的能指与所指是能够一一对立的，他们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但在解构主义中，能指是滑动的，漂浮的，所以由能指符号构成的文本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客体，而对作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也要通过另外的能指进行解释，这个解释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所以如果想在文本中寻求一个确定的中心，这是不可能的。它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它的心，会发现它最后根本没有心。

3、关于读者的解构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舞台中,作者处在中心地位,读者被排挤于边缘,是典型的“消费者”。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作者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而读者则以接受者的身份出现。在巴特的阅读理论中,读者不再作为“消费者”接受作品的意义,不再以谦卑的心态像奴仆一样接受作者主人公似地驯服,而是作为“生产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进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