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解说

作者简介
伊莱休·卡茨：生于1926年，美籍以色列社会学家。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一生却致力于传播学的研究，并为传播的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在本书中反复列举萨达特出访埃及的例子）。

他的学术活动跨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并与不同学科——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众多学者合作。

整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取向，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凸显了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特征，而且反映了传播学研究应有的全球视野。

（研究领域广泛，贴合了传播学这门交叉学科的特征）
自1992年起，他受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董讲座教授，同时兼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社会学和传播学教授及应用社会研究所所长（现已从该大学退休），目前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博格传播学院。

卡茨是参与早期哥伦比亚传播研究而至今仍活跃于学术第一线的唯一学者，作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同事。

卡茨最为让大家熟知的一个学术成果就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该理论，他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丹尼尔·戴扬：丹尼尔•戴扬拥有人类学、比较文学、符号语言学和电影研究学位，曾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法国索邦大学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修读，并于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指导下取得美学博士学位。

（本书因此经常出现符号学，语义学）
在一次采访中对巴特的感情：大致上我和罗兰•巴特的交往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曾在同一疗养院治疗肺病。

其二，1966年他是我的论文导师。

其三，1967至1968年，他则是我的上司。

他聘请我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助理。

戴扬曾是多间大学的讲师、访问学人和教授，任教大学包括：巴黎第二大学、巴黎第三大学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奥斯陆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内瓦大学。

近作包括《恐怖奇观：恐怖主义和电视》、《电视：由观众到公众》、《拥有奥运：新中国的多种叙述》。

本书成书的缘何：（《娱乐至死》1985年，2004年）（采访中对谈人：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

他们自20世纪70年代初便开始关注并收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媒介事件进行研究，直到1992年本书才第一次出版，2000被翻译成中文。

前后研究近20年。

这本书起初是探究一种新外交手法，也就是撒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媒体外交。

卡茨向我挑战，建议为撒达特每天的表现作分析，以展示符号语言学可以如何应用。

这一连串的记录变成一个大型计划，最后我们发展出各自的议程。

卡茨认为媒体事件建构出意想不到的新受众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吊诡地“强化”事件的影响，而非“限制”它们。

在我而言，传统以来，电视在历史书写的角色一直备受议论。

本书脉络：本书脉络十分清晰，作者在前言中也已经概括出来，每一章自成一部分。

第一章介绍什么是媒介事件以及为何研究媒介事件。

第二章说明媒介事件的三种类型，即3c事件：竞赛加冕征服
第三章媒介事件的三个伙伴：组织者、媒介和观众对事件的协商过程
第四章电视在媒介事件中的表演以及对不在场观众的补偿与事件的重构
第五章家庭在媒介事件收看中的角色和观众对媒介事件的读解
第六章对媒介事件如何对现实进行影响
第七章媒介事件所产生的内外部效果
研究方法：实证方法。

选取重大媒介事件进行研究（萨达特、教皇、肯尼迪、戴安娜）
对本书的讨论
媒介事件：一个十分狭窄的定义
媒介事件并非本书作者首创的概念，在本书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媒介事件做出各种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在本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解释（比如本书第一页），是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形象》中下的定义：精心策划和实施而发生的，专为新闻媒介报道而操作的事件。

比如记者招待会，大厦剪彩，政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公关活动，由于这种事件极具人为色彩跟操控性，因此被称为“假事件”。

从定义可看出丹尼尔对媒介事件持的是一种贬低和否定的态度，基本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讲的新闻策划活动，但本书中的媒介事件定义与假事件大相径庭，并且作者对媒介事件持肯定态度，认可其产生的积极效果。

本书作者事实上至始至终没有给媒介事件下一个非常严谨科学的定义，如本书开篇所下的定义“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很显然这个定义无法使作者书中的媒介事件与其他对媒介事件的解释显著区别开来，因此本书对媒介事件含义的阐述实际是通过对其特征的描述来体现出来的。

个人认为本书中所讨论的媒介事件共有四个特征：
第一，极强的干扰性（即书中说的非常规性）。

这是媒介事件区别于日常新闻报道与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p5第三段正常的播出被强占……又被引导会原来的状态）。

一般的电视节目都是按固定时间播出，而这里的干扰性是指日常的节目播放被中断，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暂停，很多家电视台在某一时段集中直播一件重大的事件，同时有成千上万的受众人群通过电视媒介来观看这一事件，而在这一过程里受众有一种“被邀请参加活动”的错觉。

而这种干扰性又兼具支配性与垄断性。

几十家的电视频道完全被某一重大事件所垄断，只有零星的几个频道播放其他节目。

观众对事件意义的读解很大程度上被电视在事件中的表演所支配，对电视所提供的信息也是基本接受。

尽管也存在受众反向读解的情况，但毕竟还是少数的。

提前策划性。

“媒介事件都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而成的（p7）”。

提前策划，这也是其一个很大的特征。

如某些事件尽管具备强大的干扰性，但由于不具备提前策划性，因而不属于媒介事件。

这里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书中讲的一个例子，肯尼迪遇刺使得很多电台电视台立刻中止正在播出的节目来报道这起谋杀，但它很显然不是提前策划的，因此只是重大的新闻事件。

相反肯尼迪的葬礼在组织者与电视媒介的提前导演下进行的，因此是典型的媒介事件。

直播性与远距离性。

媒介事件不是重播节目，它使对重大事件的实时记录，而这种直播性也就暗示一种非预知性，如书中“因为它具有不可预知性……”(p6），因此有时媒介事件中会出现组织者与媒介组织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即书中所说的媒介事件的“病变”。

其中典型例子就是慕尼黑运动会以色列运动员惨遭屠杀，这时媒介事件是继续按仪式规则进行下去，还是转而变成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成了两难抉择。

远距离性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指媒介事件往往发生在距离观众很远的地方，比如美国观众收看萨达特出访以色列，教皇的波兰之行等。

也正是由于来自陌生地区的直播，受众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与更大的视觉刺激。

其次，它暗示此事件非媒介组织自行发起，而是组织者发起的，典型的组织者就是议会，政府，国际组织等。

崇敬与礼仪性。

这也是其显著区别于其他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的一大特征，在媒介事件中记者与媒介放弃了在新闻报道中惯有的中立立场和批评怀疑的态度，相反抱以崇敬甚至敬畏的态度来记录事件，并且他们并非置身事外，而是参与其中并成为事件的一个主要角色，努力向观众阐述事件想表达的中心价值，如书中所提的“记者的扮演的几近牧师般的角色”
（p8）。

事实上整个事件也是在威严庄重的气氛下进行的，整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元首到来时的礼炮齐鸣，以及各种场合下的礼仪规则，这些都是事件的典型表现。

这些都不断塑造事件的整体形式，使得受众也不由自主地以一种尊重和严肃的心态来进行观看。

同时日常新闻往往以冲突作为自己的卖点，而媒介事件则强调和解，并且如书中所说“即使这些强调冲突的时候，它们庆祝的也不是冲突而是和解”（p9）。

事件往往呼吁对某一个价值的回归，对混乱的中止，对错误的改正，即使是改革也是促进和解的一种改革。

正是由于这种崇敬性与礼仪性，作者在书中不断用“节日”、“仪式”和“表演”来替代媒介事件的概念，如本书“事实上……（p1）”。

综上所述，媒介事件具有以上四个特征，缺一不可。

一些电视节目也含有事件的一两个的特征，但还是被排除出去，如书中说“尽管分量很重……(p10）”。

媒介事件也是电视节目，但其特殊性导致它无法归类在任何一种新闻报道跟电视节目，因此它独立于其他节目而自成一个系统。

从书中可见，媒介事件在书中被界定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小圈子里
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与网络时代的媒介事件
本书第六章集中探讨了媒介事件是如何对现实进行冲击与影响的，其中以转化性事件为典型例子进行剖析。

本书对转化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奇特的类比，将其比喻为一种萨满教化。

萨满教属于一种巫术，起源于伏尔加流域、西伯利亚与中亚地区，治病是其一种重要功能。

与现代医学很大欠区别在于，萨满教不依赖医药与手术来进行治疗，而是通过咒语跟魔幻的舞蹈来营造一种充满幻觉的气氛，来达到其治愈的目的。

转化性事件是一种对现存秩序提议改变的媒介事件，大部分的“征服”和一些“竞赛”都属于转化性事件。

转化性事件与萨满巫术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的地方，萨满巫术利用咒语，奇异的舞蹈跟各种带有催眠性质的仪式来治愈病人，而这些在转化性事件里就换成了电视里感人的旁白，事件中各种人物表情的特写和纷繁多样的仪式活动，而俩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通过这些来营造一种极具感染的气氛，处于巫术笼罩下的人们觉得病人已被治好，在目睹领袖与元首（即事件的主演）的超凡姿态与动人说辞下，观众认为社会正在改变，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事实上，正像萨满巫术并不会真正治愈病人一样，转化性事件也不是已经改变了社会，解决了冲突，它仅仅是这些变革的开头与前奏，至于真正的变革是否会发生，还取决于更多的社会因素。

本书将转化性事件分为五个步骤，其中第一步骤潜在阶段与最后的步骤是排除在整个事件之外的。

潜在阶段发生在不仪式开始前，是指社会存在一个长期潜在的问题与危机，这个问题看起来难以解决，无法超越。

比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能否和平共处，主张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基督教义能否共存。

而评估阶段发生在仪式发生之后，是指媒介事件发生后对其效果所做的评估与考察，这时候往往是后续的社会舆论与政府采取的措施来完成的。

转化性事件的萨满教化依靠于中间三个步骤来完成：即发信号、模型塑造和形成框架阶段。

在发信号阶段，新闻媒介对媒介事件的发生进行预告，社会舆论进行讨论，并且提供一种预示，说明危机和问题似乎有一种被扭转的希望。

在模型塑造阶段里，媒介事件的主演摆出一种解决问题的的姿态，运用行动与场面预示出会发生的改变，最后媒介事件迎来高潮阶段，即形成框架，在这里事件的主演像萨满巫师一样，把自己的演说幻化成一种咒语，对未来会出现的变化进行承诺，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极具煽动力地感染着电视前的受众。

本书写于92年，当时正是电视的黄金时代，但时至今日网络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
那么网络时代的媒介事件所产生的萨满教化是加强还是减弱呢？个人认为既有加强又有减弱。

首先，网络要比电视更具有感官刺激的媒介，各种现代现代传播技术的叠加下，无疑会使媒介事件的直播更加立体、迅速、形象，甚至可以从多个地点同时直播事情发生的最新进展，这会更加吸引受众进行观看，使事件的主演更能发挥自己的魅力，使事件的表现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戏剧化。

在网络技术打扮下的媒介事件无疑要比电视时代的媒介事件更加动人绚烂。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媒介事件所具有的萨满教化有所减弱。

网络是个开放的媒介极大的削弱了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当媒介事件霸占电视频道时，人们可以使用网络来了解其他资讯，而利用网络来直播媒介事件，即使将媒介事件的链接放在头条醒目的地方，受众的选择权依然很大，这就存在媒介事件与其他媒介节目竞争的情况。

同时网络也冲击了媒介事件的礼仪与崇敬性，不利于媒介事件一致共识的形成。

与电视相比，在网络中受众的反馈具有即时性与交互性的特点，使得受众不再一味接受媒介所单一提供的信息。

而受众所表达的观点由于传统把关人的缺失，会更加多元、真实甚至是激进，这就会使电视时代由媒介组织主持事件的状态，转化为媒介与受众共同主持事件，甚至是会争夺话语权的情况。

并且电视媒介组织不再是事件唯一的直播者，民间组织和个人也可以运用dv等手段来制造自己的媒介事件直播，通过网络实时传播出去，这样屏幕前的观众会拥有更多的视角，而有些事件可能会是官方组织不能或不愿发布的。

当媒介组织的镜头不再独占受众的眼球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和感受也就更加分散化。

在过去媒介事件的感召下集合成的大众，在网络硬件下重新分解成小众。

因此对事件的意义读解也不再是单一由组织者与媒介主导，广大受众的自主收视感受很大程度会对官方解读产生挑战，起到解构权威的作用。

总之，网络时代的媒介事件正逐渐失去其垄断性与崇敬性，比起电视直播，受众与其他组织更容易对事件进行怀疑与质疑，而破坏事件试图营造的氛围，并最终导致其想传递的意义的目的失败。

事实上，本书作者也在不断地对媒介事件的含义进行修正，比如戴扬在新书《拥有奥运：新中国的多种叙述》提出一个观点：媒介不在已解决冲突与调和矛盾为主题，相反是制造分裂，扩大隔阂，因此媒介事件不仅有共识还存在着分化。

为此他提出了3d概念，即幻灭、脱轨、冲突，将旧有的3c概念进行扩充。

综上所述，本书的一些观点在新媒介时代已经无法自圆其说，这也是随着技术发展下传播学理论的正常现象，媒介事件的外延与内涵无疑在网络时代会大大扩展，如何看待新时期的媒介事件又是传播学领域一个新的课题。

本书的一个问题：媒介事件由独立的三方举行那么集权国家没有媒介事件中国是否有媒介事件p6768 电视的独立性（或许美国的媒介也没有真正的独立并非处于真空中）在本书中，作者专门提到了西方媒体的独立性，“既不是组织者的雇员也不是它的奴隶”，那么电视台对媒介事件做出非常规处理往往是基于“重大事件的重大意义”考虑，有一种“见证历史”并向观众“直播历史”的深意。

回到中国，电视台对媒介事件的直播在客观上都符合上述考量标准，但其决策过程就不像西方那样具有独立性，重大事件的直播一方面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授意，即事件的重要性由政府界定，什么事件必须全程直播且垄断所有频道，什么事件只需在专门频道直播或仅作为新闻提及；其次，直播需经主管部门授权，比如只有CCTV才能取得国庆阅兵的独家直播权，其他境内媒体一没有能力进入现场，二没有权力对事件做出自己的独家报道。

所以，媒体事件的生产既关系到事件组织者也牵涉到政府部门，在中国，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话题什么是文本什么是语义学符号语言学阈yu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