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城市化特点

中国目前城市化特点
秦为胜
博格（Donald J. Bogue）、李（E.S.Lee）等人提出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

人口迁移的发生是由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和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

决定一国范围内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是城市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

在完全市场竞争和同质性假设下，一个城市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城市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人口向城市迁移呈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有人口迁入，这可能跟这一阶段产业以加工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为主有关。

第二阶段，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卫星城迁移，三四线人口面临迁入停滞，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可能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以及大都市圈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富集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过程中，会出现短期的大都市圈向区域中心城市回流现象，但不改变大的趋势。

这也就是意味着，控制大城市人口、中小城镇化战略和大规模西部造城运动可能是不符合人口迁移规律的，而且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更节约用地、更节约资源。

1、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在未来中国的人口迁移
格局中，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集聚态势将分化明显。

在东部地区，北上广深津等大城市将可能继续呈现大量人口净迁入；其他城市，特别是外来人口众多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有可能放缓甚至停滞。

在中西部地区，重庆、郑州、武汉、成都、石家庄、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将快速增长。

2、中国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期，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增长加快：城乡、区域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口将继续大量进入城市；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广、文化包容性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丰富，吸引农村居民及中小城市居民；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就近城镇化推进，在东部地区的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将可能继续回流，首要选择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3、由于大量人口迁入，一二线城市房价不是由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整体财富、贫富分化水平、富有阶层迁入、房屋供应能力等决定的。

因此，一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难以衡量支付能力。

同样，三四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低，但在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迁出的情况下，面临较长期去库存压力。

除了人口迁入、货币超发、城市经济活力等因素外，一二线大城市房价还跟住宅用地供给有关，目前供给不足，房地产越来越货币金融化。

在土地财政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和用途管制，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符合地方政府利益。

土地财政为城镇化融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推高房价，如不改革，将使城镇化和高房价走向畸形，拉大收入差距，绑架政策。

4、大城市不是控制人口的问题，而是应改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
通。

可借鉴OECD的城市功能区视角，超越行政边界解决存在难题。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

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1995-2000年，人口主要迁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新疆、福建等地区，浙江从之前的净迁出变为净迁入。

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1990年代中期以来省际迁移人口规模大幅增长。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2000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1165万人）、长三角地区（465万人）、京津地区（221万人），三者合计占87.1%。

此外，新疆、福建、辽宁和云南也有大量的净迁入人口，分别为97、76、39、35万人。

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四川（401万人）、湖南（305万人）、安徽（272万人）、江西（257万人）、河南（194万人）、湖北（169万人）、广西（163万人）、贵州（102万人）、重庆（69万人）、黑龙江（67万人）等地。

2000-2005年，人口仍主要迁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和新疆等地区，但长三角集聚人口规模大幅增加。

据2005年1%抽样调查资料，2000-2005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1028万人）、珠三角
（863万人）、京津（272万人），三者合计占92.2%。

其中，广东省净迁入人口较之前下降，长三角净迁入人口增加约400万，京津增加约50万。

其他净迁入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还有福建、新疆、辽宁，分别为113、40、26万人。

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四川（318万人）、安徽（317万人）、河南（315万人）、湖南（283万人）、湖北（221万人）、江西（198万人）、广西（173万人）、贵州（123万人）、重庆（101万人）。

2005-2010年，人口仍主要迁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福建等地区，但珠三角的第一大人口净迁入地地位被长三角取代。

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5-2010年省际净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453万人）、广东（1226万人）、京津地区（471万人），三者合计占91.8%。

其他净迁入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还有福建、新疆、辽宁等，分别为134、55、49万人。

净迁出人口主要来自河南（500万人）、安徽（470万人）、四川（394万人）、湖南（390万人）、湖北（296万人）、江西（278万人）、广西（222万人）、贵州（209万人）、黑龙江（114万人）、重庆（111万人）、河北（109万人）。

在城市层面，2001-2010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长可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超过60万人，苏州、深圳、天津、成都、广州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27-36万人之间，郑州、杭州、南京、武汉等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10-20万人之间，长沙、沈阳、济南、太原等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在10万人以下。

2010-2015年：主要迁入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2011年以来，
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东部沿海产业或外迁或内迁或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开始推进，这些事件意味着人口迁移可能会出现新的特点。

按惯例，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将在2017年公布，当前只能结合人口增长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粗略判断该时期的人口迁移特点。

在省际层面，2010-2015年人口净迁入的第一集中地是京津地区，中西部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回流造成长三角、珠三角净迁入人口大幅减少。

2011-2015年间，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1万，较2000-2010年的年均29万人大幅增加；北京受人口调控影响，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60万降至42万。

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净迁入规模明显减少，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从207万降至64万、191万降至83万；其中，浙江很可能因外来务工人员回流呈现人口净迁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85万降至19万。

东北地区人口外流明显，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46万人降至-1万人，特别是黑龙江。

川渝地区常住人口增量从-16万人增至59万人，可能表明其长期的人口大规模净迁出趋势开始转变，重庆甚至可能转为净迁入。

在城市层面，人口向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

2011-2015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石家庄、南宁和福州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其中，天津、重庆（主城9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之前明显增加，重庆（主城9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13.0万增至17.8万；石家庄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之前的8.2万增
至10.8万，南宁从之前的4.5万增至6.5万，福州从之前的7.3万增至7.7万；郑州、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较之前减少不到1万人，继续保持在16-20万人；苏州、南京、宁波等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大幅减少，分别从之前的35.5万降至3.0万、17.7万降至4.6万、16.4万降至4.4万，苏州可能呈现人口净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