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康鸿

内容提要我国因各种原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各种社会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只有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改革滞后、社会价值冲突、生存环境恶化等方面深

入认识和分析其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

各种社会风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关键词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77－07

近年来，汶川地震、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瓮安事件、新疆骚乱、嘉禾强拆风波、多地铅污染等等，来自各个领域的危机事件井喷式爆发，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危机俨然已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个人生活中不得不时常面对的课题。

纵观一系列频频发生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事件，不但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出爆发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破坏性严重的共同特征。危机诱发因素关联性增强，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①从而使危机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全面推进，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特别是在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凸现出来，既有与新生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甚至相互激化。中国社会已置身于“矛盾凸显期”和“问题多发期”，②导致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社会危机集中爆发。近年来，我国因违法征地拆迁、企业重组和破产、司法不公、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那么现阶段，到底是哪些因素诱发了我国的社会风险？在经济社会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公共危机？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化加剧是公共危机突发的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长期保持了稳定高速发展，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

*基金项目：2011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立项课题（11JK0021），2010年度西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10XJC0008）。

①薛澜，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2012年第1期

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且仍在逐年攀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收入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2009年，财政部一个关于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①

专家们一致认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行政垄断、行政审批等体制上的障碍使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在行业准入、发展机会和权力资源的占有上并不均衡，从而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比如，一些企业高管、私营业主、公务员阶层、垄断行业的从业者以及知识精英等成为高收入者，而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农民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甚至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获得，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改革的利益牺牲者。“丁”字形的失衡的社会结构，加上阶层流动受阻，某些底层社会群体中不断出现“仇官、仇富、仇不公”的声音和行为。②

就社会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而言，尽管大体上满意的群体要多于不满意的群体，但是“弱势群体”的绝对数量仍然十分庞大。随着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竞争的加剧，这部分弱势群体会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和生活的幸福指数普遍较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分“弱势群体”往往会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安全类事件的导火索。③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近年，大学毕业生争相“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就是例证。

正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失衡，才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诱发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言，贫富差距问题不但影响社会心理，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而且影响社会秩序，诱发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不但影响社会结构，容易生成不均衡甚至畸形的社会结构；而且影响社会制度，有损社会公正和政治权威，严重时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统一。④

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也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资源重新分配后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加重社会稳定的压力。针对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失衡问题，201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事实表明，几乎绝大多数社会风险都与利益失衡、公平缺失有关，如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福利待遇问题、强制拆迁问题、强行占用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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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2010年5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5－10/2271171．shtml．

李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薛澜、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胡鞍钢，胡联合等：《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