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论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很多人都说清末的新政就犹如一滴水，在历史的洪流中多它也不多，少了也没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此言差矣”它的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一个很是关键的作用。清末的新政可以说是有力的托盘，承上启下，上接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下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历史的洪流，它是偶然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存在。

末路寻新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原本一直怀着“天朝上国”梦的清政府不得不从梦中醒来，面对“技不如人”，由天到地的极大落差。不但是外部的威胁，然后接踵而来的内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公车上书等极大的动摇了清政府统治。而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也让这一切到达了一个僵点：一方面来自外国侵略者的不断打击，战争，掠夺；另一方面来自本国内的不断暴动：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虽然政府本身有提出学习西方以强大自身：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这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变成了白费，再加上越演越烈的民主革命。此时，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遭到中国人民沉重打击，外国侵略者为了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开始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再加上当时的清政府和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使清朝统治着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不得不让清政府提出这个新政。

于是，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挤出来的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 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

（1）筹措军饷，训练新兵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无论是当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还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一直把责任归结于“器物尚有不及，兵力仍有差距”中，认为失败在客观环境的不足，主观上他们已经很成功了，错不在他们。所以快速提高兵力，抓紧练兵很是关键。据史料记载：

在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甚至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可见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为首要。这由不得不提到一点：练兵需要巨额款项。

而这筹饷，要钱又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各种各样的税中不断涌现：印花税、房捐、铺捐、烧窑捐、车辆捐、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这样的“筹饷”、要钱，使贪污横行，给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2）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尽管洋务运动的三十年的成果在甲午战争中变的一败涂地，但是不可否认商务实业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据史料记载：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而这些章程规定，也为发展实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丝的生机。

（3）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虽然说在洋务运动的时候，也有提出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办新教育，但是由于涉及范围很窄，程度低，所以相对来说成效不大。而在推行的“新政”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据史料记载：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更甚者在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

（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据史料记载：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注定的失败

清政府的新政，有人说是被迫的改革，改革者心不甘、情不愿的颁布一些所谓的新的政

策：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以改革官制，整顿吏治；裁撤绿军、建立新军以增强实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以发展事业，提高经济实力；鼓励留学、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以培养新式人才等，这些都是看似万般好，但是落到实处又是不变剥削，腐朽的规则，如何能成功呢？不过是被迫挤出来哄人的玩笑罢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1906年的“预备仿行宪政”和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和那个遥遥无期的9年预备立宪期限。虽说可笑，但而正是这才与政治改革沾点边。尽管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实际上，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再次，由于“新政”的目的与施行后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内部对待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盲、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而这也在间接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为将到来的新民主革命留下伏笔。

浅谈“新政”的破产

关于“新政”的破产，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其实新政本来是有机会成功的，但是改革太晚、太慢、太假了，错失时机才会被迫破产”，但是有的人却持相反的意见：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如果能有循序渐进，必有一番可为之处。为此，我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新政”进度的资料：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处，宣布实行“新政”到1911年清政府的覆没，这期间关于新政的法规颁布不下30部，颁布的命令法条却不到50条。这个数据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当初的戊戌变法仅仅不到半年，只有103天，但是颁布的命令法条，法规却可以说是多如繁星、涉及的领域可以说无处不到。与之相比所谓的“新政”失色不少。所以说：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很是有争议的。但是说太慢，也是不对的，毕竟准备功夫还是要有的。所以说，“新政”的失败肯定不在其进度，我想根本在于：完全没有成功的基础：清末政治制度改革是在清朝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只是想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君宪制度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重重危机，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改革的目的与改革本身的矛盾，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为了自救，它必须进行一些真正的改革；另一方面，若真的实行宪政，势必要放弃很大部分统治权，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统治的削弱，这又非清政府所愿。清政府就是在这种非常矛盾的情况下开展改革的。清政府从未想把改革认真地进行下去，尤其是对新政的关键部分如责任内阁、议会的建立和召开，一再敷衍、拖延，或迫于舆论的压力、万不得已而举办，并加以改头换面，结果引起各方面的反感并遭到谴责。

所以说，这个“新政”根本没有成功的基础。但是无可否认，这个新政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