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中国综艺节目

浅评中国的综艺节目

21世纪是消费文化的时代。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众多的人参与象征符创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手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呈多元多样化的趋势。由于市场化、商品化与城市化潮流的冲击，人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逐渐改变，轻松、减压、宣泄成为社会上普遍意义的精神需求。这种普遍需求为娱乐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成长环境，而极具影响力的电视成为了最方便、最有利的传播工具。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作为20世纪最大的文化神话，电视的发明的确为人类开阔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有四大功能，即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以及审美功能。在21世纪这个消费时代，电视的娱乐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关于电视娱乐节目，朱羽君教授是这样定义的：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与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李瑞、邱秀彤在《我国内地电视娱乐解析》一文中认为“电视娱乐节目是综艺节目发展的新形式，通常人们所指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单纯以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电视节目”这都概括了电视娱乐节目的三个特点：娱乐性、趣味性和消遣性。实际上，娱乐节目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娱乐性”。它们提供的是一个欢乐的平台，一个世俗化的万众同乐的世界。因此，电视娱乐成为了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由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潮流的冲击，人们的旧有生活方式和精神观念在逐渐改变，轻松、简单、快乐、宣泄、减压成了社会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需求。因此说是电视为电视娱乐提供了一个现实意义的生长环境。

综艺节目作为电视娱乐的一种，在最近几年因其媒体承载的大众文化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因此引来一些批评。一些综艺节目中的人文内涵的缺乏，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受到了压制，却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和游戏娱乐功能。“娱乐至上”因此成了一种社会风潮。

据研究，15-60岁的有年轻心态和气质的人群为综艺节目的固定受众，其中青少年占主体，而且中国家庭也出现由孩子控制遥控器的现状。传播有五要素组成，即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因此，电视娱乐给受传者，即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英国学者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也说到，“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以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很高的文化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大众传播闹剧化娱乐内容的大量提供，客观上起着一种“麻痹神经的作用”,而娱乐节目的观众大多是青少年。电视时代的来临，重新天平了儿童与成年的文化鸿沟，观看娱乐节目的人们，被节目的游戏气氛感染得不亦乐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找到了童年”，但却失去了成年人该有的思考的深度。娱乐节目的观众定位一般也是青少年，然而一些节目环节并不适合他们，例如演唱歌手回答的问题设计的环节等。在青少年的人生价值世界观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过度渲染成名，让他们沉溺于星梦的幻想中，这不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容易产生误导，容易滋生青少年的投机心理，危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容易让青少年觉得“一夜成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产生一种虚荣感而不去踏踏实实地拼搏奋斗。中国娱乐节目中有一种过于谄媚庸俗的搞笑方式，对于嘉宾过于恭维，在节目中借影视作品炒作等等，这些虽会造成一定的娱乐效果，但对青少年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娱乐文化的根应根植于文化性。

目前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看似丰富多彩，事实上娱乐节目大多缺乏个性，了无新意，内容上大同小异，形式上千篇一律。浅显的模仿造出许多孪生节目，又不注重深度得挖掘与创新，只能使节目越来越无味，最终以结束生命告终。中国的电视发展的相对比较晚，一直走的是学习和借鉴的发展之路，十年前如此，当下也是如此。综艺节目更是走“内地抄港台，港台抄日韩，日韩抄欧美，到现在直接抄欧美”的路线。恶意模仿与相互克隆也是导致娱乐节目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各大媒体竞相抢滩一个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娱乐市场”。这些节目不

但名称大同小异，连节目内容、环节上的“起承转合”也都基本雷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节目现状，使得观众打开电视，映入眼帘的东西大同小异，观众的收视心理就在这样“千人一面”的娱乐轰炸中达到了饱和，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作为最重要公共媒体之一，电视节目本应当承担起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受众品味的重担，其一言一行都应为受众负责，做好信息传播的守门人。而综艺节目在秉承了娱乐性、通俗性、平民化、知识性等特性，带给现代人轻松一笑的同时，也应发挥其全民教化，普及知识、提高价值观念等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上一些相亲节目言行出位，直接挑战社会伦理和价值底线，成了“炫富”、“拜金”的大舞台和“曝晒场”。大肆宣扬“拜金女”、“物质男”、“富二代”’、“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等，固然体现了婚恋观、价值观的多元化，但电视作为公共平台，不应放大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而上述内容则明显体现了其缺乏思想、低俗、“愚乐”之嫌，在给人们释放快乐、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却丢了节目的内涵和深度，让人笑过以后没有回味。

在市场经济中，电视台也好，电视节目也罢，都把经济利益作为其生存的根本，也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作为商业社会的产物，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传统媒体中的重要角色，电视不仅是提供信息的来源，它也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随着收视率的激增，其影响力也会呈几何指数增长。然而在娱乐至上和收视率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各家电视台纷纷降低收视门槛，同质化模仿，尽可能地满足最为多数的收视需求，于是只要能吸引眼球，能产生名气，能提高卖点，就意味着效益、金钱和收视率。哈德罗·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曾言：“综艺节目的收视率跟受众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因此，为迎合大部分受众，很多节目也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转变过程中，有些电视台不能够正确区分大众文化与低俗文化，误将低俗文化流入电视节目中，导致了综艺节目的低俗化。”因此在为追求收视率这一前提的指导下，许多节目制作者不惜降低节目格调，以低俗化的内容吸引受众眼球，从而导致了综艺节目的低俗化。

根据传播学的教养理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是根据媒介的传播内容来进行建构的。因此，媒体必须承担起其“社会教师”的角色和职责。大众媒体不仅要提供娱乐，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监视环境、传递遗产和联系社会的功能。因此，大众媒介有责任也必须传播和维护主流价值观，以保障整个社会正常且良好的发展。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