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管理-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精品

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喜爱一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的司法解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中对刑法163条修正后的罪名确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取代了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后，就第7条的罪名认定，学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应定“商业受贿罪”，但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以“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加以认定。同一法条的内容，以不同视觉切入，得出相左结论，颇耐人寻味。但无可置疑的是，“两高”对该罪罪名的确立，将会对我们在今后的执法和司法中理解和把握该条的立法旨意大有裨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较之于原刑法条文，《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订，似乎只及于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但由于犯罪构成是由法定主、客观要件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一个要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乃至于改变犯罪成立的界域及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按照刑法学通说认为：“罪名是对犯罪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两高”确定的这一司法罪名，将会给我们理解和把握修正后的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据笔者意见，“两高”这一罪名的命题，正是在贿赂犯罪的界域中明确划分了利用公共权利的受贿与利用非公共权利的受贿两种类型。这一划分也正契合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反受贿犯罪的定罪机制，该《公约》恪守腐败犯罪源于职务的特质，将实施腐败犯罪的行为主体明确定位于二级多元的犯罪主体体例：一级的受贿主体是公职人员，包括国际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另一级的受贿主体是私营部门的领导或任何人员。

受贿罪的实质就是权利寻租，实行权钱交易。由于公权力与私权力的性质不同，在受贿犯罪中利用权力受贿起到的作用其效果各异。因而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内容上也不尽相同，鉴于此，对修正后的有关本罪的定义及犯罪构成要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必要做一重新审视。

一、关于本罪的概念及侵犯的法益

(一)本罪的概念

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内容和“两高”针对其内容所确立的罪名，本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包括在单位的从业身份)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并收受贿赂数额较大，致使其单位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其概念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淡化了在本条语境下“单位”一词的公共属性，还其法人化的本色，使其回归于市民社会。在以往我们传统的观念中，把这种“单位”作为在公权力的支配下的集合体，赋予浓郁的公有特色。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更多的是作为经济实体脱离于公权力的控制和支配，生存于市民社会之中;其二，本条所称的“单位”是具有独立经济实力，依法成立并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经济实体，突破了原《刑法》条文中仅指公司、企业之限制;其三，行为人接受贿赂的行为与其利用职务或者利用在单位从业的身份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四，收受贿赂数额较大且损害了单位利益。本行为构成犯罪，受贿数额要达到法定标准。一般表现出是以损害单位利益为代价。

(二)本罪的侵犯法益

按照通说的观点，认为本罪是复杂客体，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正常管理制度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事情的变化，对于本罪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刑法对本罪原保护的以公有制为前提的企业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改制和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其企业作为公共体的公有制性质已经蜕化，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越

发凸现私营经济的特色，因而这样的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以原刑法重点保护其公有制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继而刑法所担当起的保护法益也随之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作为集合体的单位，再不是按照财产所有制性质进行归类，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而是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且投资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划分，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这次《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及其他单位”的内容，其投资主体更具灵活性和宽泛性。这样的划分其实质也说明了这些集合体的非公有制的性质。

第二，随着这些单位性质的民事主体化，其成员中所任职务的公权力的属性逐趋向弱化，因而，其职务反映出要求工作人员自身廉洁与否对公共权力的危害相对下降，对此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对减小。但另一种具有刑事惩罚性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事随之而生，即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管理者对单位负有的职责和忠诚义务的违反，严重损害单位利益的情形凸现出来。这从新修订的《公司法》中新增的第6章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中有关规定可作佐证，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忠实、勤勉义务，《公司法》第6章的148条分两款作了规定，第1款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2款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从此条法理上分析，“忠实和勤勉义务”应是其上位概念，换言之，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是属于对其忠实、勤勉义务的违反。在随后的第150条、第152条对违反这些义务的高管人员如何进行责任追究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监事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