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韩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文章来源：《理论动态》1794期[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 发布时间：08-12-26 16:04:22 1008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9%以上，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近代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这个所谓“增长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答案可能有多种。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走上市场化改革之路。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

一、什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选择市场化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呢？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走出了一个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什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这种模式应该怎样概括？已经有不同版本的各种说法。例如很多人都比较认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说法。但是说到底，这只是在政策操作特征上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总结，更为本质性的东西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上，很难看到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类似的案例。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进行的严格学术论证。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与兼容起来，这就同以往任何市场经济的模式大不一样了。我认为，在这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国家经济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终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很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既区别于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又区别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道路，也与日本的所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当然是价格—竞争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国家经济的控制力作用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又特别强大。对此，国外学界带有批判含义的观点很多，所谓指称中国是“权威资本主义”的提法就是由此而来。国内学界的批评声音也不少，最尖锐的意见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黑格尔有一个重要命题：一切现实存在都是合理的。在这里，我想借用著名的“瓦格纳定理”来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加以说明。19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

格纳发现，一个国家一旦全面进入工业化发展过程，政府经济部门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一种扩大现象，公共财政将不断膨胀，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瓦格纳预言，这种趋势作为规律性现象，将在未来50—100年后仍然发生作用。对这种趋势的原因，瓦格纳讲了几个基本理由：大规模产业发展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扩大；市场竞争激烈要求公共福利项目增加；经济垄断力量活跃要求强化市场管理；工业化导致农村破产要求政府的全面帮助，等等。在“瓦格纳定理”发表后，先后有若干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逊）用英国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的发展情况和20世纪60年代后英美德三国的发展比较作过经验数据的验证，结论是，尽管实际情况非常曲折复杂，但“瓦格纳定理”的一般趋势是存在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虽然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但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才撬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在这个新的发展环境下，瓦格纳所讲的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的种种情况，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存在的根据。此外，中国还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与区域发展协调、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安全、控制庞大人口的增长、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谋划全球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任务很重。可以说，“瓦格纳定理”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可能更加充分。

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长达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高效积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瓶颈就是资本积累匮乏。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同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进行了初期积累，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开始了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现在看，虽然新时期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很多，除了通过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金外，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一个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另一个就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和开发商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这种土地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积累方式。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金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有研究机构测算总量远远超过20万亿人民币。已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经超过财政预算的35%以上。尽管这种积累方式对许多补偿不足的失地农民来说是不平等的，其所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也非常棘手，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倚赖这个极其巨大的土地资本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得以如此迅猛的发展，GDP才能得以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而这种土地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就是建国以来坚持一贯的土地国有化制度——这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最坚硬基础。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就推倒这个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造，把土地所有权完全放到私人手中。这样做市场自由化程度肯定很高，市场竞争会更加充分，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本就会十分高昂，获得今天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成果也一定会花费更为长久的时间。

——国家管理资源、能源产业与经济稳定。一个国家的资源、能源产业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经济部门，其发展和供求状况既对下游产业的微观运行发生重要作用，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经济部门由国家完全垄断，进行统一国有化经营。市场改革后，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产业进入完全竞争领域，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由国内外私人资本承担投资、开发主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作了这种选择）；另一个是不改变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府管理，但对原有国有化经营体制进行制度改造。我们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有合理性的。改革后的产业能力和企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企业集团进入了世界百强。特别是这个经济部门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发挥着国民经济宏观稳定的战略职能，在保持稳定增长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为下游企业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产品，实际上是国家对全部工业化成本的补贴（这个重要成本因素不能忽视）。此外，在国内民营资本还无力大规模进入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阶段，由国家资本优势控股还可以避免国外大公司、大资本的战略控制。

——政府的强大经济组织力量。中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先天不足，一个是制度性问题，一个是公共产品问题。从制度性问题看，中国没有重商主义传统和比较发达的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计划体制又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活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自发进行，而是执政党自觉改变观念，由政府推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有组织市场化改革。这种政府组织行为包括提出改革方针、让出市场活动领域、缩减计划定价比例、改造国有企业、提供市场机制运行制度平台、管理市场秩序，等等。可以说，在中国，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由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扶植起来的。从公共产品问题看，中国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非常突出。现代交通网络谁来筹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谁来投入？大江大河谁来治理？国土规划谁来主持？等等。当然，按照科斯原理，这些公共产品也可以在厘清产权的条件下由私人提供。但几乎毋庸争议的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其交易成本一定会大得多，至少社会基础设施水平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改革开放30年，政府运用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为市场发展提供了规模宏大、配套完备的公共产品，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评价，不是学理的论证，而是发展成果的证实。仅以GDP计算的国家经济总量为例，1978年拥有9亿多人口的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只有13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34110亿美元，增长了25.26倍。在“金砖四国”(ＢＲＩＣ,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比较中，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为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倍，同德国并列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