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

新词语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

本文以语言与社会共变论为理论基础，并结合社会评价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深入探讨新词语产生、发展和规范等问题。本文认为，社会的发展对新词语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着新词语的盛衰，人际关系影响着新词语的变迁，媒体传播影响着新词语的扩散。对新词语的发展，本文认为，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多元化，新词语还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中国加入WTO以后，外来词语会进一步增多，字母词语现象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融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对新词语的规范，本文认为，首先应该运用社会评价论的观点去看待新词语的有关问题；其次，规范和评价新词语，也要考虑语言自身的问题。

标签：新词语社会文化共变社会评价论

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两种“力”的作用下实现的，一是社会的推动，一是语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新词语是倍受人们关注的语言现象之一。它们不仅受到语言使用者的关注，也受到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它们之所以受到语言使用者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而传统词典中又查不到它们，因此，人们很难了解它们的确切含义，这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它们之所以受到语言研究者的关注，是因为，它们是语言中的新生事物，是新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它们容易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敏感和兴趣，是语言研究者最能出成果的领域之一。语言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它们：从词汇学角度，研究它们对发展和丰富词汇的用途和价值；从词源学角度，研究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词典学角度，研究收录它们的原则和方法等等。本文准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有关新词语的一些问题，并借鉴社会评价论等方法对新词语的评价和规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共分三个部分：一、语言与社会“共变”论；二、社会的发展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三、新词语的规范和评价。

一、语言与社会“共变”论

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语言学基本命题之一。而在这方面，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学说，似乎是“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关于这种理论，我们国内的介绍并不是很多。我们分别在姚汉铭先生的《新词语·社会·文化》和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中看到了对这种理论所作的简要介绍。姚汉铭先生说：“1964年，美国学者布赖特（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①姚汉铭先生介绍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把“共变”论首创者的原名写成J·B·Pride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原名应该是W·Bright。陈原先生说：“‘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新术语。这个命题说的‘共变’，很可能是指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②从这些介绍的情况看，“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从总的原则来看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未免显得有些粗糙。

我国学者陈原发展了“共变”理论。他在研究社会语言学过程中，把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原理分成两个方面：一、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变化；二、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图景。这比笼统地讲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具体研究中，陈原先生引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证实这些说法。例如，“软席，软件，软科学，软着陆，软饮料，软包装”等都是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出现的，“软席”一词是搬用苏联火车客运方式后出现的，“软件”一词是电脑传入中国后出现的，“软科学”一词则是在产生了处理信息的科学后出现的，等等。再如，经典著作对新词语的产生影响很大。西方一般都用圣经中的现成语言来包装新的意义，后来也用文学著作，如“夸克”，它来源于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作品。还有“香格里拉”，是英国作家希尔顿1933年写作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地方，有点“世外桃源”或“乌托邦”的意思。商业中商标也有专名泛化的现象，如kleenex（擦面纸），Xerox（复印）等。汉语这种情况不多见，儿语中有用“娃哈哈”代钙奶，用“悄悄豆”代雪糕的现象。再如，对摩尔根的评价，摩尔根认为，文字是文明的源头。陈原以汉字为例证实了摩尔根的观点。用碳同位素C14测得的结果，汉字的发生约在六千年前（半坡氏族时期）。成为系统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时代已经有了毛笔，《尔雅》“不律谓之笔”，有周边语言或方言保留了近似的读音，如朝鲜put，越南but，粤语pet等。可以说，陈原先生对“共变”理论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稍显不足的是，在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尤其是语言和事物关系的认识上，陈原先生的观点似乎有点机械，下面这段话就可以反映出这种倾向：“凡是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的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那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交际作用。”③

新事物出现了，语言中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旧事物消亡了，原有词语也不一定会消失。语言和事物，语言和社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在语言和事物关系这一问题上，王希杰先生的观点是非常富有创见的。王希杰先生认为，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它们之间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具体表现在：1.有实无名，如“痰+鼻涕”=？；2.有名无实，如“五味瓶”；

3.名实不符，如“倒爷”“血液银行”；

4.名实不合，如“复方海螺冲剂”“电热褥”；

5.一名多实，如“书坛”；

6.多名一实，如“小小说，超短小说，千字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米粒小说，拇指小说，瞳孔小说”等。④这就进一步把语言和事物的关系具体化了。王希杰先生还认为，新词语的出现是不成系统的。表现在：1.社会系统本身就具有非系统性的一面。如“水霸”“电霸”等，应该有360霸，但实际上并没有“表霸”“自霸”这些事物，因此也没有这些词语。2.词汇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也有非系统的一面。如“中医中药”，但没有“壮医壮药”。3.社会和语言变化之间有不对称性。如事物没有变化，词语变了，“紧张感，失落感，儒化”早就存在，但出现在语言中是近些年的事情。再如事物变了，词语没有变化，“枪手”。

4.新词语产生有时候有突发性，忽然就成批地出现了。

5.新词语的产生也有人为性。如年龄贬值，“青年”一般上限到40岁，青年语言学家奖还可以到45岁。⑤王希杰先生是我国最早从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新词语的学者之一，他的见解很独到，对问题分析得非常细致，因此他的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成为研究新词语等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