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研究_中外文学关系新视角

社会科学报/2008年/9月/18日/第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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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新视角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谢天振

译介学是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比较文学在我国大陆重新崛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与传统注重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它把翻译研究从单纯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拓展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往、传播、接受、影响的层面，译介学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不再是“怎么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个国家、这个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个国家、那个作家的作品”、“为什么这个作家在其本国默默无闻，在译入语国家却备受推崇、视作经典”等问题，从而开拓了翻译研究广阔的新领域，并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内涵。

学科研究的展开

“译介学”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由卢康华、孙景尧两位教授率先在1984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导论》一书里提出，孙景尧并在乐黛云教授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1988)中设专节对其进行分析。

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翻译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国际译学界的“文化转向”和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翻译转向”正好不谋而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提出的翻译研究也即译介学的理念，诸如对“创造性叛逆”的阐释，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归属问题(具体如“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论证，等等，也都与当今国际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前沿课题遥相呼应，密切相关。

代表成果

由于确立了译介学的理论意识，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性质，所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在理论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如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一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999)，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2000)，许钧的《翻译论》(2003)，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2004)，孙艺风的《视角阐释文化一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2004)、费小平的《翻译的政治》(2005)、王宾编著的《翻译与诠释》(2006)等。其中，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是国内、可能也是国际上第一部全面论述翻译文学的性质、形态及其归属等问题的专著。王宁的论文集《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006)也以一定的篇幅对翻译进行了文化学层面上的反思。其次是体现了明确的翻译文学意识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编撰，如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卫茂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一晚清和民国时期》(2003)，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2004)以及他俩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等。最后，在翻译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方面也同样成绩显著，如王友贵的《翻译家周作人》(2001)、《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2004)、《翻译家鲁迅》(2005)，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2006)，郝岚的《林译小说论稿》(2005)，杨柳的《林语堂翻译研究－审美现代性透视》(2005)，等等，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借鉴国外理论

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放性和国际性决定了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能较早地发现当代国外翻译研究的新走向，同时也更重视对当代国外最新翻译理论流派的译介。许钧于新世纪初即主编了一套“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丛书，全面介绍美、英、法、俄四国最新的翻译理论。廖七一除编写了

许钧上述丛书中《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外，还于2000年推出了他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两位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主编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2000)也为译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于由陈永国和谢天振分别主编的两本当代国外译学论文选《翻译与后现代性》(2005)和《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2008)的出版，也许对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对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热潮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内比较文学研究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对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是因为当代国外不少翻译理论家本身就是比较文学家，他们的论著本身就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因此，对这些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不光拓展了国内翻译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促进并深化了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

新视角和新贡献

译介学研究及其所建构的理论也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一译介与研究史述论》(2001)，罗选民主编的论文集《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3)，以及宋学智的《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2006)、仇蓓玲的《美的变迁一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2006)、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2007)、徐来的《英译<庄子>研究》(2008)、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研究》(2008)等。这些著作都以译介为其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新意迭现，且论而有据，富有说服力。后面5本书都是在近年来刚刚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实际完成的同类博士论文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远不止上述这几本书。由此可见，译介学为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发展前景。

自从比较文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译介学研究还为国内的翻译研究作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独特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为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作“弃儿”的翻译文学找到了归宿，不仅如此，还为它和它的“主人”——翻译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对翻译文学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多把它与外国文学混为一谈。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译介学研究者们不断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论证“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问题。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从2001年起，中国现代文学专家陈思和教授在其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就已经把“翻译文学卷”与其他“小说卷”、“散文卷”等一样，正式收入这个大系，且每年一本，至今已经出版了7本。

译介学研究对国内翻译界的另一个贡献是，由于译介学研究者对翻译学所具有的清晰的学科意识，于是在中国译介学研究者和国内其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陆终于建起了前所未有的独立的翻译学的学位点，且第一批翻译学的博士生已经于今年6月通过论文答辩。与此同时，从今年起有15所高等院校还设立了独立的翻译学专业硕士(MTI)学位点。翻译学正在从传统的外语教学学科中独立出来。而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成和发展，反过来也必然会与译介学一起，为促进国内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