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始末

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始末
建国初期建于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水库，自规划建设之日起就备惹争议，并屡经改建。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其上马始末却给后人留下深刻思考。

三门峡水库兴建始末1952年10月底，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

伟人坐在邙山上，手拿香烟，若有所思。

离开开封北上时，毛泽东嘱咐前来送行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河南省领导：“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4年1月2日，应中国政府邀请，前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达北京，帮助编制黄河规划。

10月，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中国第一部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技术经济报告”完成。

规划中选定三门峡水库作为第一期的重点工程。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

根据规划，不仅黄河的水旱灾害可以消除，且可充分利用其水利资源来进行灌溉、发电和通航。

规划在一千多位与会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了。

同年8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

次年4月，苏方根据任务书提出初步设计要点，推荐正常高水位为360米，设计最大泄量为每秒6000立方米。

7月4日，国务院审查后决定正常高水位为360米，1967年前用水位350米，并要求1961年第一
台机组发电，1962年全部峻工。

按此意见，苏方于1956 年底完成初步设计。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

同年12月截流成功。

1960年9月下闸，开始蓄水运用。

1962年2月，仅一年半的时间，三门峡库区淤积泥沙达15.3亿吨。

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淤高，且在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入黄口形成“拦门沙”。

到1964年10月，库区总计淤沙47亿吨。

古都西安告急。

1964年12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对三门峡进行第一次改建，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

1970年，三门峡第二次改建，至1973年12月，挖开8个施工导流底孔，改建5个电站坝的进水口。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门峡：千年一梦“黄河清”三门峡水库自规划修建之日起便承载着国人“黄河清”的千年梦想。

由于黄河下游难得一清，古人把“黄河清”作为一种瑞征。

至南朝，在梁武帝长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中首次提出“黄河清而圣人生”的说法，后来逐渐演变成“圣人出而黄河清”，所谓的“圣人”也由原来的孔夫子之类的学问家转变成君临天下的帝王。

面对黄河这样一条“善淤、善决、善徙”，水旱灾害频仍的河流，几千年来，人们盼望圣主的诞生，以便带来“河清海宴”的太平盛世。

为附和皇帝自诩“圣主”的心理，历史时期许多大臣曾上书奏称黄河变清。

如清雍正年间的河道总督齐苏
勒曾奏称黄河变清，雍正皇帝非常高兴。

然而，由于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清”从未真正实现，只是萦绕于两岸人民心中的梦而已。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向全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令人神往的蓝图：“早在周朝就说过一句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

并且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

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
‘黄河清’！”他的话音刚落，怀仁堂大厅内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千多位代表为黄河的美好前景而欢欣鼓舞。

报告还引用了大文豪郭沫若在《洪水时代》中的诗句：“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明确地传递出新政府治理黄河的决心与抱负，这怎能不令代表们热血沸腾！新中国开始规划实施“黄河清”的千年梦想，而承载这一梦想的就是三门峡水利枢纽。

早在1952年5月，王化云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的报告，由邓子恢上报毛泽东。

在报告中，王化云提出，治黄的目标是“除害兴利”，方略是“蓄水拦沙”，实现的方法是在干支流上修建水库，同时开展水土保持。

为防止水库淤积，干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大，支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多。

5个月后，毛泽东主席首次视察黄
河，这也是他出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京巡视。

此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他又先后三次视察黄河，听取治黄工作意见，治黄工作在毛泽东主席心目中的分量非同寻常。

很快，在1954年编制的黄河综合规划中，王化云的治黄主张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次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黄河规划报告，并决定将之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

7月30日，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规划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

这是我国治黄史上第一部综合规划，也是我国大江大河中第一部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流域规划。

报告指出：“三门峡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的社论，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一句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文章最后说：“‘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前来帮助规划的前苏联专家也认为：“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变清。

这样，黄河和一般河流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经中苏两国政府商定，将黄河综合规划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之一。

根据规划，关键迫切的工程是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及在中游主要支流上修建“五大五小”拦泥
库工程，同时在黄河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样，既避免了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同时可发展灌溉和航运，开发水电。

规划的前景是那样的诱人，似乎只要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黄河清”、“除害兴利”的千年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梦断三门峡：黄河不可能变清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

在《人民日报》社“大家都来支持三门峡啊”的呼吁下，成千上万名水电工程建设者自四面八方涌来，满怀着“黄河清”的梦想，积极投身这一工程的建设。

1960年底，坝体全部浇筑到353米设计坝顶高程，较原定工期提前了近两年。

在此期间，诗人郭沫若来到三门峡，慨然挥毫：“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来了，他仰天长啸：“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东去不回来”。

“喝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苏联电站部代表团来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来了，原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等来了。

三门峡水利工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拦沙”。

然而仅蓄水至332米，一年半后库区就发生严重淤积，淤积泥沙达15.3亿吨，潼关河床抬高，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

潼关水位站在黄河流量每秒1000立方米时，1962年3月的水位较1960年同时期的高出4.3米，且淤积末端迅速上延，严重威胁西安及关中平原。

据此，国务院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
“防洪排沙”，又称“滞洪排沙”。

每至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

但因这些闸门泄流排沙能力太小，淤积仍在继续，至1964年10月，库区泥沙淤积量高达47亿吨。

这种情况下，1964年1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治黄会议。

为有利于泄流排沙，会议批准了三门峡“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在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为每秒6000立方米。

此次会议上，治河专家们的观点很不相同。

王化云提出“上拦下排”的意见，即在中游干支流修建拦泥水库和拦泥坝工程。

林一山主张“大放淤”，认为水土保持需时较长，且不可能完全拦住泥沙，应于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把泥沙送到需要的地方。

汪胡桢坚持“不动”，即反对改建，以防下游河道继续淤积，从而避免最终酿成大改道的悲剧。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则主张“炸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两洞四管”工程投入运用后，水库泄流规模较前增大一倍，但淤积仍在继续。

为此，1970年1月决定打开已堵塞的溢流坝1至8号施工导流底孔，改建电站1至5号机组，扩大泄流。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蓄清排浑”。

原本以“三门峡水库拦截泥沙”的设计思想基本被推翻，“黄河清”的梦想随之破灭。

30多年后，为治理黄河而奔波半生的王化云在其回忆录《我的治河实践》中辛酸地叹道：“黄河不可能变清……黄河也不需要变清。

未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我认为应该建
立在黄河不清的基础上。

”库区移民永远的痛：大淹没能换取大库容在当时许多水利专家的眼中，实现“黄河清”目标的方法主要是修建拦泥库和进行水土保持。

如果水土保持生效较慢，拥有一个大库容就会比较主动。

而大库容则意味着淹没损失大，迁移人口多。

正当中国专家犹疑不定时，苏联专家来了，指出“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种“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恰好与当时中国专家先用大库容蓄水拦沙，然后逐渐过渡到水土保持的想法相吻合。

为获得大库容，许多专家坚持采用正常高水位360米的建库方案。

若按360米的水位蓄水，库容可达647亿立方米，足以吞下“涨上天”的特大洪水。

苏联专家在初步设计要点中也推荐正常高水位为360米；如考虑水库寿命延长至100年，水位则应提高到370米。

就连保护三门峡水库的“五大五小”拦泥库，也都选择“小口大肚子”。

对此，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见解。

当王化云坚持360米正常高水位时，时任副总理的薄一波曾发问：“你的方案损失太大，不要把秦、汉人都淹啦。

”就陕西人而言，即便对于正常高水位350米的建库方案也不满意，希望能够再降低一点。

为使三门峡工程顺利实施，周恩来总理曾将陕西省的民主人士请到国务院，亲自劝说他们接受“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

刘少奇也找人转告王化云：“修三门峡工程不要怕淹人、淹地，要从工程需要上多考虑”。

1959年底经中央批准，1960年汛前移民高程为335米，该高程以下库区应迁移人口37万余人，至1964年，实际迁移31万余人。

据1982年统计，库区实际迁移人口达41万余人。

大部分移民被安置甘肃和渭北平原，生产生活条件远不如关中平原。

巨大的反差，使得许多移民选择了重返家园的路。

然而，即便得以返回家园，眼前的家园已面目全非，土地严重盐碱化，昔日的丰饶景象已成追忆。

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修
建之时，正处于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人定胜天”是这个时代的理念。

在这种理念下，面对世界上最难治理的黄河，诗人“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的豪情很容易变成政治家的抱负与决心。

当时美国巨型大坝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胡佛坝、大古力坝相继而起，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也先后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上建起高坝大库。

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的黄河上建起一座大坝拦截泥沙？再附之以水
土保持措施，从而既能让下游变清，又能综合开发？当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一千多位代表面对三门峡这样一个承
载着国人“黄河清”千年梦想的工程，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怎能不为之热血沸腾，怎能不欢呼通过？激情欢呼之下，也有清醒的呐喊。

1957年初，也就是在人大通过黄河规划决议一年之后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
会上，有两个人的声音不合时宜但却科学冷静。

其中，清华
大学黄万里教授认为，在三门峡修建高坝蓄水拦沙，水流在库区变缓，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与入黄口也会急速抬高，如此必将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下游的水灾将移至中游。

他还指出，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和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

他明确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

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三门峡水库应以防洪为主，应将坝高降至335米，如此虽减少了发电量，但可使受淹良田降至50
万亩以下，移民数量控制在15万人左右。

遗憾的是，这些清醒的呐喊太过微弱。

经过七天的论辩，三门峡水库高坝派以绝对优势取胜，工程顺利上马。

最终以40亿元的投资，41万的移民及大面积土地淹没的代价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
预言。

黄河的症结是水沙不平衡。

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历史时期，尽管众多著名治水专家进行了精心的治理，黄河始终没有改掉它桀骜的特性。

面对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直至今日，黄河仍然没有屈服。

漫漫治黄长河中，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