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写作

浅谈“躯体写作”在西方的崛起及在中国的回应
一、“躯体写作”在西方
在女性主义内部关于身体和性的学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本质论和建构论。

本质论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固定不变的身体。

而建构论在身体上加入社会因素。

在过去，女性身体根据男性的标准被标注为次等的、附属的，因而女性劣于男性的结论被生物学合法化。

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说”即使典型的例证，它完全根据男性的标准来定位女性的身体，将其作为次等的、有缺陷的身体。

这种根据生物学确定的两性特征，在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重点。

西蒙·波伏娃就认为女人是被社会构建成女性的，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身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含义。

为女性写作理论做出显著贡献的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瑞格瑞，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批评。

她说：“精神分析声称俄狄浦斯情节是不变的、普遍的结构；对我来说，这是非历史的，而且，事实上是太天真了。

”她发现通过精神分析所呈现出的世界是男性的世界，女人只是男性眼中被“阉割”的男人。

俄狄浦斯情节充满了男性一厢情愿的投射，女人被描述成“匮乏”，在阴茎羡慕的心理作用下，女儿从与母亲的紧密关系中割裂放逐。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俄狄浦斯结构中，女人因为其缺憾而必须借着种种伪装进入男性欲望的体系。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精神分析建立在男性中心的“阳具叙述”上，以阳具作为文化生产与再现的意义中心，这是一个单一性别的文化，女人作为“他者”只是这个单一性别原型的反射，只能依照男性中心的差异位置被定义，甚至有时候得出的是否定式的定义。

为反转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放逐的境遇，伊瑞格瑞强调必须在我们的文化中，寻求通过女人自己的身体、自己独特的欲望模式，来建立一个关照到女人这一性别的话语和语言。

对伊瑞格瑞而言，女人的性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

“躯体写作”说到底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

女性主义者将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主张，认为“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赶出写作领域”。

这种新的写作主张第一次将鲜明的性别立场带入文本，她们倡导的“身体写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创作和美学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其实在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对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的匮乏深有感触，她说，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知道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在这种作品里，“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

因此，妇女一定要摈弃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接着便阐述了她对妇女写作的具体设想：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①
具有阿尔及利亚出身背景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含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概念。

尽管西苏关于女性的表述与她的女性主义前辈有许多不同，但在论述女性写作应该反抗现实遮蔽这一点上，她与伍尔夫的看法却不谋而合。

她们都敏锐地觉察到，以往文学史由于缺乏女性观点，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实表
①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参见《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达。

因此，西苏在这篇文章中队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时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

”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你，不要让男人，让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阻止你，它的出版机构是些狡诈的、趋炎附势的戒律的传声筒，而那些戒律则是由与我们作对并欺压我们的经济制度所宣传的。

也不要让你自己阻止自己。

自鸣得意的读者们、爱管闲事的编辑们和大老板们不喜欢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文本。

这类文章会吓坏他们。

”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西苏再次表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我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

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

我无法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

”②西苏和伊瑞格瑞的“躯体写作”理论，不仅对法国女性主义而且对英美女性主义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建立在“躯体写作”基础之上的新的写作形式，受到了许多女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欢迎，因为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适合表达女性心理和欲望的方式，它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女性写作的总结，并促进了女性主义作品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以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例如，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女宾》（1943）、《名士风流》（1953），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1962），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劳儿·V·斯坦因的迷狂》（1964）、《毁灭吧，她说》等。

她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反映了一个时代女性争取独立的奋斗历程，可以说体现了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面貌。

同时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就获得了公认，不落窠臼的表现形式使这类作品不容易被归入任何一种流派，尽管能够在作品和流派之间寻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很难用某种流派来概括她们的作品，因为她们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来叙述女人自己的故事。

法国作家安妮·莱克勒克写道：“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

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

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

”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

”她又神采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的（身体的快乐）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

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

”③
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更是将身体写作与日常生活中的反暴力斗争结合在一起，她创作的话剧《阴道独白》充溢着对女性身体的热爱。

该剧1997年获美国奥比奖，1998年成书出版。

该剧来源于作者的访谈，恩斯勒采访了不同群体的200多名妇女，主题就是她们的阴道。

恩斯勒本人是剧作家、诗人和女性主义行动者，她曾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剧场和大学里表演《阴道独白》一剧，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自1999年以来，每年在情人节期间上演《阴道独白》已经成为国际性“反对性暴力”运动的一部分，情人节也因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揭露战争施与女性的暴力，成为剧本的一个重要主题，恩斯勒通过一位波西尼亚女性的独白来表现：“我的阴道是我的村庄，……我的阴道是绿色的田野、是流
②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原载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孟悦译，1989年，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12页。

③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水轻盈的粉色田野，牛群哞叫，太阳升起，可爱的牛郎用柔软的金色稻草轻轻抚摩……”然而，这如此纯净幽美的风景被轮奸后，“变成一条流淌着毒液脓汁的河流，所有的庄稼死去，鱼死去”。

恩斯勒用充满诗意的词句描绘妇女的身体，反映战争暴力对妇女身体的摧残，成为近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女性主义戏剧。

二、“躯体写作”在中国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感召下，90年代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勇敢地把女性的躯体经验提升到叙事的中心位置，集束式的躯体叙事在90年代女性文学文本中泛滥。

林白、陈染、海南、张颀、徐小斌、陈坤等一大批年轻的女作者以各自迥异于他人的姿态，活跃于文坛。

面对文坛女性的飞翔，文学批评者们立即给予女性主义阐释。

仿佛一夜之间，《致命的飞翔》、《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迷幻花园》等躯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就成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有吸引力的话题。

1993年《文艺争鸣》第3期刊出“陈染作品讨论会”，赵毅衡、王干和虹影等发表文章畅所欲言。

1996年《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再次推出“陈染评论小辑”，戴锦华、孟繁华和贺桂梅又发表文章予以关注。

针对“躯体写作”进行的相关批评构成了本阶段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心，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宏大景观。

身体+女性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组合，也是极富争议的话题，它可以与“堕落”、“下流”相联系，也可以与“颠覆、叛离”相结合。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

肯定者不仅有如荒林、赵树勤、林丹娅等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者，而且评论界许多并未完全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者和评论者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如王岳川、谢有顺、李洁非、南帆等。

质疑者如邓晓芒、薛毅、唐利群等，陈骏涛等也从侧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而他们对“躯体写作”的质疑主要针对女性身体被商业化利用，强烈的女性经验将引起误读，极端的自我经验的书写复制会导致题材的枯竭等方面，实际上，这种质疑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表征。

在实际创作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写作群落的崛起对“躯体写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任何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谈到90年代文学时，都不得不提到女性写作。

一般地，人们将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晓斌等一批女作家作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

这里的“个人化写作”，以及我们谈论的“躯体写作”，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可以说，“个人化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写作理论的一次对接和实践，她们的创作题材、叙事角度多来自个人的生活，与20世纪20年代一些女作家的“自叙小说”比较接近，这一叙述特点被有的学者称为“女性意识”的创作。

④可以说，带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个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是能够以鲜明的性别立场驻足文坛，形成一个风格相近的作家群落，却是90年代文坛特有的现象。

在取材上，她们疏远公共空间，更关注个人生活的秘密性；在叙述上，她们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经常通过主人公一段离奇的经历，展示其作为“女人”的成长经历，或是一段充满挫折感的“回忆”。

其中陈染和林白的写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部叙述现代都市女性心灵成长历程的小说，从主人公隐秘的女性生活经验出发，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女人”过程中的独特经历。

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倪拗拗是一个偏激执拗的女孩，父母关系的紧张，
④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家庭的不和，形成了她孤僻的性格。

自学生时代起，倪拗拗便是孤立于群体之外的“陌生人”，长大后与一位男老师有过一段紧张而相互吸引的性关系，同时与女邻居在暧昧的关系中密切来往。

当她终于摆脱上述“畸形”关系的羁绊，即将在恋爱中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时，一场意外事故使她失去了母亲、女邻居、恋人，于是，在无以复加的痛苦中她患上了“幽闭症”，陷入对精神创伤的回忆。

《私人生活》令文坛震惊的还在于它对女性个人生活的大胆的披露，这是女人成长历程在中国文坛上的初次展现，其中性经历成为小说表现的主题之一。

作者以诗意、率真的笔触记述了一幅幅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场景，幼时目睹性交场面的惊异、初潮来临时的心理反应、失去童贞的一幕等，这些经历记录了女孩成长中生理、心理上的变化，是极其私人化的，是在排斥了公共空间喧哗后的独立和宁静。

陈染多次谈到中国社会里隐私权与个人空间的难能可贵，它通常被个人周围的公共空间所侵蚀。

⑤这就是陈染喜欢“小”题材重视个体遭遇的原因，因为小题材“如果升华到一种人类精神状态的层面，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它就不是小的了，而是非常大的东西”。

⑥这也是女性视角以小见大的主旨所在。

与《私人生活》相似的，还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一部在“渴望与欲求、绝望与祈祷”的挣扎中，“如此彻底地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内心生活”的小说。

⑦《一个人的战争》早《私人生活》一年发表，与后者略有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记录一个女人成名的奋斗经历。

主人公多米出生在一个偏远省份的小镇里，自幼父亲故去，跟随做医生的母亲度过了怪异的童年；长大后到武汉大学读书，孤独的处境使她充满了飞翔的幻想；工作后她开始闯荡大西南的旅行，一段到重庆的奇特旅行伴随着性的觉醒和“出走”情节，改变了她对世界的看法。

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故事，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多米这个女人的形象。

一个逃避生活，但同时又挚爱生活的人，她是一个内心有着力量的女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但一次次陷入困境的遭遇，使她对外界充满了敌意和失望，最终逃入“自闭”的怪圈。

《一个人的战争》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女性性心理成长的披露。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提倡性教育，所谓的“房中术”旨在传授男人如何进行性生活，女人是不需要知道性的，尤其在婚前，不懂性，自然也就没有性心理。

女人只是性关系中被观看的对象，《一个人的战争》恰恰写出了女孩对性认识的过程。

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从人体解剖挂图、人体模型和对生孩子的关注中获得的性知识，是离奇恐怖的。

从幼儿园起，女孩通过自我抚摸和同性间的秘密游戏，逐渐地认知自己的身体，这种认知是隐秘晦暗的，只能在蚊帐后悄悄地进行，但同时又是令人神往的。

长大后的多米仍然沉迷于女人令人眩晕的美和令她不安的同性间的亲密，而异性则成为多米了解社会、人生的学校，留给她的只有伤心和失望。

《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的发表，在当时引起文坛的巨大震动。

它们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一种新的趋势，那诗意灵动的写作风格，大胆率真的内心独白，给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两位女作家不止一次地谈到写作体验——飞翔，陈染认为性体验和创作体验都可以表述为“飞翔”状态，其中写作是最高层次的飞翔。

⑧林白在,《致命的飞翔》中诠释道：“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
⑤陈染：“我的‘个人化’”、“隐私权与个人空间”、“艺术家的自由”等文，《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作家出版社，2001年。

⑥陈染：“我的‘个人化’”，“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第102页。

⑦陈晓明：“跋：记忆与幻想的极限”，《致命的飞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65页。

⑧陈染：《声声断断》，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

”⑨比较西苏在《美杜莎的笑》中所描述的女性创作中的“飞翔”，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惊人的契合。

最后，世纪末这次女性写作高潮源于“女性意识”的复苏，尽管这一意识更多地建立在“身体觉醒”的基础上，但它影响了同时代一批作家的创作，包括男作家的写作。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进程中，精神的空虚被肉体的充实所遗忘。

而到了棉棉、卫慧、木子美等一批更年轻的女作家那里，性体验写作成为她们发泄青春欲望、彰显个性的唯一途径，商业化的炒作和缺乏精神层面的思索，使“性体验写作”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西方代表了进步女性主义思想的“躯体写作”文艺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背景下，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文化背景的习惯和桎梏下走向了形而下，走向了歪曲和停滞。

参考文献：
⑴《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邓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⑵《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黄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⑶《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乔以钢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⑷《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中的“躯体写作”谈起》，董之林著，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⑸《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方式——解读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艺术》，徐虹著，原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⑨林白等：《致命的飞翔》，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