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人品与艺术成就的关系

艺术家的人品与艺术成就的关系

——试论“人品”与“书品”、“画品”

摘要

在“人品”和“书品、画品”的关系上，历来就有“书如其人”，“书画清高，首重人品”之说。

如果从笔迹学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笔迹能流露出此人的性格气质，甚至当时的心理状态。但若以人品来论其作品的优劣，就有点太绝对了。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有蔡京、秦桧等人因为人品而影响了他在艺术上公允的地位，但这毕竟只是多数人情感上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鉴赏者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一件事，做到不因人废书、废论。

关键词

人品画品书品颜体古意南北宗

引言

在中国的艺术史中，凡是有成就的艺术家，首重“人品”的修养，所谓“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清唐岱曰：“古今画家，无论轩冕岩穴，其人之品必高。”清方薰也曾曰：“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所以艺术家的人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作品的成就高低。人品的问题反映在绘画中便有“气韵不可学”、“气韵必在生知”等说法。人品不是天生的，后天的修养决定人品的高低。

颜真卿的书法，代表着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他的颜体结束了王羲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后人几乎无人能够超越。他年少的时候家穷缺纸笔，便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他先师从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张旭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尤擅写草书，他从张旭那里学到了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他在书法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王羲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出现了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与王羲之飘逸、简远的书风分庭抗礼的局面。他的刚健挺拔的颜体书法与其固执耿直的性格是难以分开的。历来，他的人品与书品都是相提并论的。《集古录》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他在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但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任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

之乱，他抗贼有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相传，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半年后，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被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他在书法史上拥有的地位，当然和其书法水准有关，但是作为后人对他书法成就的看法，不仅是因其书法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筋骨刚劲，而更带有尊其人品的因素，他尽忠唐室，在反对叛军的战争中殉国，成为后代忠臣的典范。

但是，他的人品只能为他的书法成就添彩，并不能做为成就他书法地位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的书画史中还存在着许多人品为后世鄙夷的人物。就书法而言，仅仅一个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佞臣蔡京的书法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沉着。当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来指的是蔡京，但是后来因为他是一个大奸臣，所以被蔡襄代替；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岳飞的秦桧，也是一位大书家，他综前人所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宋体字。他们的人品可以说坏到了极点，他们的作品也因为人品受到了牵连，但作为真正的品评家，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放弃对好的作品的欣赏。

而明代的赵孟頫和董其昌这两位大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却丝毫没有因为他们人品而受到世人的唾弃。赵孟頫是宋朝遗民，是宋朝宗室

赵德芳的后裔，却在宋朝灭亡后出仕于元朝，他对宋朝的不忠在当时是为后人所不耻的，但是他工书法，八体皆能而无经不妙，在绘画中，他作为以为集大成者，占据了元代、乃至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反映了美术创作的文人画趋势。

众所周知，赵孟頫在我国的书法史上与“颜、柳、欧”并称“四大家”。他的书法妩媚流畅，开一代流派，他熔铸古今，妙悟“八法”，同时又是元代的尚古尊贴的书学代表人物，他的楷书结体严密，用笔深得古法，并且温润秀美，于归正端庄中见洒脱之气蕴。张谦说：“子昂书名天下，今观小楷《过秦论》之篇如花舞风中，云生眼底”；他的行书笔意流动而神含不露，清丽而隽永。方孝儒评其为“文敏书法妙在真行，奕奕得晋人气度”；

而他在绘画中提倡“古意”、力排南宋画风，追求清雅朴素画风，并努力使书法用笔结合到山水画表现之中。他的山水画形成文人山水的标准样式，对黄公望等元四家产生了影响，而他极具“古意”的青绿，结构谨严，赋色清妍，但已将唐宋青绿山水的富贵转变成士大夫情志的文人士青绿了；他的人物画，也颇具古意，在画法上，用线凝重，赋色浑穆、沉着、人物造型古拙而有意趣，代表了元人的典型画风；他的花鸟画，是画竹中精品，为世人所重。虽然的他与同为封建遗民的朱耷、石涛等人的政治态度大相径庭，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却没有因为他的降元而埋没。

再来说说明代的董其昌，他精于鉴赏，长于书法，尤以山水画成就最高，为克服板结与粗简的流行时弊，他在山水画上追求以书法入画所

导致的笔墨联系变幻的表现力，并把宋元诸家绘画中来自大自然的山石树木形象加以简化、以笔势的运动作意象组合。董其昌特别强调布局中的势、笔墨中的虚与实，追求画面“暗”的含蓄性，发展了前人的墨法。他的画风有两种格调，一是枯笔水墨，另一个是没骨或浅绛。他标榜师古，崇尚士气，笔墨技法娴熟精妙，远追文人画风，扭转了明代浙派和院体的风格与士大夫审美观背道而驰的局面，他的画在画坛影响之大，并被后世视为正脉和一代宗师。

董其昌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记述，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式凝、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董其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鉴赏家，他用他毕生的精力研究前人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南北宗论”。“南北宗论”虽然重南轻北，但是他所提倡的美学观念，即：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