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像演变

中国佛像演变

虽然我们还无法说清西天印度的佛像艺术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但传说中的东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遣使取经，携回佛像，则成为佛像流入中土的重要依据。

史籍记载，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某夜，梦见一金人，不知何方神人，遂召群臣，以占所梦。当时有一位叫傅毅的大臣说：西天竺（古印度）有此圣人，称为佛陀，全身呈金黄色，陛下梦见即是佛陀无疑。明帝率配使臣蔡愔，遂千乘万骑出使天竺，寻访佛法。永平10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人不仅携回经文和佛像，还请回释迦摩腾和竺法兰二位高僧抵京城讲经说法，中土之第一名刹白马寺也由此而建。

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说，没有人知道这种外来的佛像是何样。

佛像初入中土，人们很少理解它，因而把它视为神仙。今存最早的一些东汉时期石刻和陶塑佛像，或混杂于道教的画像之中，或塑刻在原来佛像的位置上。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摩山发现的汉末佛像摩崖造像，佛的基本形象与东汉画像石山的人物相似，而且杂置于道教佛像之中：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塑造

的佛像

（图一），则完全取代了传统神仙的位置。其姿态，衣纹的处理也于西王母像类同。摇钱树被汉人视为神树，常见的西王母形象，是当时人对传说中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崇拜心理和渴求长生不老、对天成仙的幻想意绪的表露。而佛像取代神像，说明这时的佛祖形象仅仅是一种神仙被人崇拜的供奉。

实物资料表明，中国式的佛像在五胡16国时期初见端倪。从目前所见的这一时期佛像造像来看，已不再是依附于其它物体上的浮雕或浅刻形象。而是人体结构完整、圆雕式的佛像。中国的佛像艺术也由此进入初创史。

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释迦牟尼佛鎏金铜像

（图二）是早期佛像的典型例子。其头作高肉鬓，眉间有白毫像，脸庞稍长，颊部颇丰腴，双目下视，大耳小嘴，有八字胡，整个形象宛如中亚人。其座于双狮高坐上，手作禅定印象，代表了当时佛坐相的规范化形式。其背出肩有火焰纹，这种形式在我国尚属罕见，当出自《佛本行经》释迦牟尼降伏外道时“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之神变传说，或可谓后来佛像火焰纹背光的先兆。

同类作品尚存几例，它们基本依西来的创作模式，形象规范，变化大小，表明此时的佛教造像还处于依仿摩拟阶段，特别是一些佛像小象，则纯粹摹仿西来的原型。即如佛经上所说，菩萨乃成佛之前的释迦，它的原型就是在的悉达多太子形姿：头结高法，有时戴玉冠，上身裸露，胸前佩装饰，脚穿凉鞋。而其将要成佛，故又有佛陀32相80种好的表征，如眉间白毫像、手足缦网相等。

出现在中土最早的菩萨就是这种在家贵人形象塑成的。现藏日本腾井有邻馆的菩萨鎏金铜像

（图3）即为一例。此像原处陕西境内，16国早期，头作高髻，若展开状，长发披肩，宽额，有白毫像，杏仁脸，大鼻小嘴，留八字胡，神态端庄。裸上身，佩颈项，天衣飘垂，下着长裙，脚穿凉鞋。从整体上看，印度犍驼罗风格甚浓，但其比例不甚合理，应是中国菩萨像的早创。

目前所知，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16国后赵建武4年（公元388年）造像鎏金铜像（图4），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雕塑作品。

高髻，发纹刻划精细，额宽平，下颚渐收，保持犍驼罗造像风格，整个造型虽有西来的规范风格，切也显示出一定的演进和汉化征兆。

到了16国末至北魏初逐步汉化的佛教造像，已显露出自身的艺术价值。尤其在制作工艺和形象设计上，表现了传统的审美情趣。如1975年在甘肃泾川玉都乡出土的一尊鎏金铜佛像

（图5、6、7），是一种装配式的作品，可能与信仰者携带方便有关，这说明，佛像的创作活动流于民间很有基础。由此也加速了西来佛像汉化的进程。

然而，这些中国佛像创作初期的作品，由于距今遥远，所存者已成凤毛麟角，尽管当时的制作落后，工艺不精，不甚华美，但“物以稀为贵”，即便是残损不全之躯，依然被人视为珍宝。比如，我们发现一些同类的16国晚期至北魏成出的金铜小像，已失华盖、佛床、背光，仅存遍体的佛像身躯，但却价值居高临下，颇令收藏家看好。

北魏佛事大兴，其传播甚广，深入人心，故在民间形成铸造小佛像祈求福享风气。创作热情高涨，虽然带来了佛像艺术的繁荣，也有随意制造者。因此，看待这一时期的佛像，不能已同一种艺术法则或鉴定标准去衡量它。既有制作工艺的进步与落后，也有精美的审美差距。特别是一些高不过10cm的小佛像，具有民间作坊式的铸造特点，形象比例不和清理，纹饰不甚精美，其实，这是一种讲究实用，携带便利的小作品。

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收藏一件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弥勒佛鎏金铜像。高104cm，是早期大件，制作手法精致。

北魏早期的佛像题材，丰富多变，最具特色的是一种二座形式。完整的称法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座像。

因为这是根据《妙法莲花经见宝塔品》所述，多宝让座，请释迦入塔同坐，宣说经意而来，故也是多宝佛的主要形式刻划，所以也教叫“多宝佛”。

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铭二佛并座鎏金铜像是同类作品最早例子。二佛并座，形象一致，表情端庄。这种形式的多宝佛有想当的延续性，北魏中晚

期仍有发现。

根据目前的结果表明，河北地区是现存北朝佛像经典作品的诞生地。它不仅是佛教兴盛的中心，而且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这为中国佛像艺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期的河北派佛像风格是多元的、它既有吸取外来风格的一面，又受到云冈早期风格的影响，同时特融合了传统的画像艺术风格。如河北满城出土的延兴5年（公元475年）铭释迦牟尼佛鎏金铜像，融合了汉画像雕刻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于以后太和式造像注重图案式装饰风格的形式具有启道作用。

云冈石窟的开凿，使中国佛教造像进入新的繁荣时期。传世和出土的单体佛像，多为太和年间作品。通常称为太和式佛像。由此发现，佛像也分官制和民制。云冈昙耀五窟就是皇家洞窟。佛是帝王的化身，端庄威严，是具有精神性的作品。

北齐佛像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注重大背光的装饰之美。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典型的北齐大像，硕大的背光高达144厘米。其中的宝珠状头光，饰以三层纹样，内层莲花纹．中刻数重同心圆圈，外层是写实的荷莲图案。背光内层为三重弧线，中层作荷莲图，外层作熊熊燃烧的火焰纹。整个作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背光的繁丽豪华，细腻、具体，这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嫌。

但这绝非“喧宾夺主”，而是“喧宾托主”。制作者刻意表现的异常热烈的背光图案，正是对佛主庄严静谧的烘托。其前端立的佛主，虽然形体较小，刀法洗练概括，但整个人像气度雍容，表情慈祥，表现了明澈、智慧的神态。这一切，都是在繁丽背光的衬托下，才显得更加完美，更加弓人注目。然而，在现存的北齐优秀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岁月的风沙消蚀得残缺不全，其中的人为因素是主要的。

历史上的“三武一周”灭佛运动使佛像艺术蒙受莫大的灾难；近代盗毁佛像，也使之损失无数。尽管这些残缺不全的躯体已失去了昔曰的光辉，但人们没有鄙弃它，相反更珍视它，因为它的残存部分依然很美，美得让人爱不释手，让人产生联想，就像西方雕塑的典范——维纳斯像一样，失了胳膊更觉回味无穷。

当然它是缺了主体的次要部分，使主体部分更突出、更优美，那么缺了头部——这一主体部分，是否也会觉得美呢?回答是肯定的。这里介绍的一尊北齐太子思惟石像，不仅断手缺肘，而且毁了头部，但它那苗条的身段，修美的左臂，优雅的坐姿，以及流畅圆润的曲线，同样令人叹为观止。那搭于右足的手指，逼真细腻，表现出轻轻按上的瞬间动感。正是由于缺少了头——这一主要部位，才使观者的视知觉集中到它的次要部分，这就是残缺之美。

北齐流行的大型碑刻佛像形式，到了北周时期更为兴盛，不仅形制更大，而且雕凿工艺愈益精到，犹如石窟寺中整壁佛龛的翻版。如著名的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陈海龙等造释迦牟尼佛像石碑，是存世不多的庙堂巨制。因为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大的灭佛运动，大型的碑版佛像几无完整者，庙堂被毁，庙堂的主人岂能幸存。然此大型佛碑得以留世，实是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