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重商主义 讲稿

0 重商主义与新重商主义
0.1重商主义简介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末，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准备时期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治体系。

其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点：
1.视货币为唯一财富形式的财富观，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和政策都是为了获得金银货币；
2.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提倡发展顺差贸易；
3.主张国家干预外贸，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0.2 新重商主义简介
背景
上个世纪六七时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到八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国际贸易保护日渐盛行，人们又搬出了几百年前重商主义的理论试图来为今天的世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是传统重商主义的理论很多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今天的经济现象，所以新重商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总结
现在大多采用新重商主义国家都对贸易进行千方百计的保护。

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

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

关税壁垒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
非关税壁垒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

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

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工具。

1 中国重商主义的历史沿革
1.1重商主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实践
重商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的周公、春秋战国时的子产、范蠡等都提出过重商的思想。

管仲作为历史上首位提倡重商主义的政策制定者，提出“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思想，其核心是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的管制，并推行垄断大宗出口商品、促进出口、鼓励经商等政策，使得列国的金属货币不断地涌入齐国，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1.2 重商主义在中国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时期
（推行重农主义更多的是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思想领域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三大教条——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这与重商主义——利益至上、无休止追逐财富的思想完全背离。

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并被人们视为见利忘义的代名词，此外，农商之间由于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存在着经济利益上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农业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统治集团大多推行加强农业、削弱工商业的政策。

由于主导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的经济思想是重农抑商，加之对外贸易很少，导致重商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实践长期停滞。

1.3 近代中国重拾重商主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从而引起先进人士观念的转变，但这些思想仅体现在百日维新的经济政策中，并未造成清王朝经济政策的根本变化。

20世纪初，清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地主阶级和改良运动维持统治非常困难，于是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试图依靠资产阶级，大力发展工商实业，增强综合国力来摆脱当前的困境。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03年成立了商部，这是第一次建立了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清政府自办铁路、开发矿产，挽回了路矿利权；在各省创办实业，鼓励私人经营工业；发展商学和实业教育，为振兴工商实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晚清时期的经济变革措施表明，在近代中国逐步沦丧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危机面前，先进爱国人士提出了许多谋求民族自强的主张，重商主义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此时提出的重商主义只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的产物，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自发形成的。

2当代中国的“新重商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逐渐形成以出口导向、准财政激励、资本控制和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制度为四大支柱的新重商主义开放模式，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2.1 中国“新重商主义”政策
2.1.1 出口导向
改革开发初期，中国面临内地需求不足，缺乏开采资源的技术，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缺乏技术的廉价劳动力，基于此背景，我国进口的多是资源、技术和资本品，出口多是中低档消费品、制成品，再加上一系列政府的倾斜性政策，使得长期出口大于进口，维持了较高的贸易顺差。

2.1.2准财政激励
即通过税收、金融等准财政激励刺激出口，通过产业、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

我国长期以来通过出口退税(1985年起实行)、对外贸企业实行亏损补贴、出口信贷补贴等金融财税政策鼓励出口；1994年，人民币超贬，使得本来价格就低的出口商品更具有成本竞争力(“汇率补贴”)；从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我国虽然不断地降低平均关税水平，但仍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中惟一增长了非关税壁垒的经济体，此后到加入WTO才不断地降低非关税标准，而进口的关税和配额限制直到2005年后才逐步得以解除。

2.1.3 资本控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资本输入方面，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性政策，对短期外债进行严格管理，限制证券组合投资，鼓励生产性的长期资本流入，限制短期资本流入。

在资本输出方面，主要以国家投资金融资产为主，而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总投资的比例非常小。

2.1.4 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制度
我国在1994年把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长期固定在8.27的水平，同时，为配合固定汇率制度，
我国还实行了居民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两级强制结售汇制度。

直到2005年才逐步放开，实行有政府管理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

2.2 “新重商主义”的绩效
中国“新重商主义”至少产生了两大经济后果：
(1)直接导致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累积。

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自90年代后出现了双顺差，至今仍在持续，并且经常项目顺差近几年增长迅猛，从1990年占GDP的3％上升至2007年的约10％(约3 000亿美元)。

到200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存量约为1．5万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近8倍，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2)使中国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

在9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同时CPI也是大起大落。

而在90年代中期后，正是由于新重商主义及其配套改革的施行，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高位运行，而CPI却在低水平运行(甚至一度出现通缩)，造就了一个平稳增长的奇迹。

2.3 “新重商主义”绩效的经济原理
就后者而言，这一战略能兼顾增长和稳定双重目标的经济原理在于：
(1)首先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进FDI（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本国的总体资本积累，带动国民产出提高，通过出口导向政策保证出口增长，从而在形成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使得经常项目（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而经常发生的项目）也出现顺差。

国际收支双顺差，使中国获得了新的货币扩张机会，国家可以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简单“发票子”的货币创造手段，而是通过与外汇储备增量相对应的货币发行，并进一步通过国有银行体制来对国有企业等内资部门进行货币补贴，有效地实现了内资部门的增长和出口盈余，从而达到了双顺差的良性循环，促进了经济增长。

(2)通过基于资本管制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的治理找到一个新的“基准瞄”，在外汇储备可获得情况下，汇率持续固定在盯住的水平上，由于外部(美国)价格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在购买力平价条件下，国内价格得以保持稳定。

因此，中国在新重商主义战略之下，并没有像早期发展中国家那样将国际借贷用于本国消费或进口，而是利用国际制造业重心转移之机，将国际长期债务转化为经常项目盈余，不仅很好地规避了短期债务风险，而且通过货币扩张和低价补贴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就业，获得了外溢效应，积累了外汇储备，提高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宏观稳定。

3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商主义困境
毋庸置疑的是重商主义对中国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近年来，中国却陷入了由重商主义带来的诸多困境。

3.1地区发展不平衡
FDI的快速流入，尽管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内、外资两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极其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浙江等省市，这六省市约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近90％(其中广东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总额后10位的省、市、自治区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比重不到6％。

其结果是使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加速流人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3.2数量型扩张的贸易模式较大的负面影响。

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出口与进口相对价格出现下降(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却带来贸易收入上升(收人贸易条件好转)的现象，说明中国的贸易模式是一种简单的“数量型扩张”。

这种贸易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就业，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其长期的负面影响也不小：3.2.1引致贸易争端。

中国作为最终产地承受了美国、欧洲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据WTO统计，中国在近10年已连续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原因
自身原因
主要是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提升对原市场占有者构成威胁以及给其他产业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

如美国频频对中国钢铁、纺织品等产品提起众多保护，以及以印度和土耳其为代表，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和谋求交易中更低的进口价格的考虑，对中国商品频繁施行贸易保护。

国外角度
国外利益集团操纵舆论对中国崛起进行恶意的夸大，企图转移国内注意力，将中国的崛起作为其经济相对衰退、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

3.2.2牺牲国内劳动力和消费者利益
在国际制造网络中，我国事实上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只能出口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低附加值的商品。

外汇规模的增加，是以我国产业工人的“血汗工资”代价换来的。

很多企业为开拓国外市场努力地把优质廉价商品输送到国外，把一些被国外市场拒绝的商品冠以“优质价廉”销往内地，此外在国内市场上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造成了对内资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歧视、对内销产品的歧视，进而对国内消费者在质量与价格方面产生了歧视。

盲目追求出口创汇并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来取得出口优势，无疑会牺牲劳工利益，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内需增长，损害国内消费者的福利。

此外，由于关税保护政策，造成进口产品价格提高，一部分消费者由于购买力下降不得不放弃消费，他们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

3.2.3生态环境成本巨大
我国现阶段出口多是在消耗资源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但我国没有及时的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相对稀缺的材料资源、清洁能源，使生态环境和经济运行条件得到补偿和优化。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链条，一方面，不断出口价格低廉，环境成本大的商品，另一方面，没有进口相应的产品缓解补充经济和生态环境，而是换成大量美元，无疑是一种“实物换美元”的低级重商主义游戏。

此外，重商主义以邻为壑、急功近利的经济思想使人们追求过度经济增长，导致过度依赖投资，透支未来。

我国企业以资源的过度耗费，破坏生态环境和最大限度的压低劳动力成本来换取出口产品价格的低廉，各地以牺牲透支环境来发展经济，忽视经济规律，形成经济增长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尴尬局面。

3.3 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的负面效用和高额成本
3.3.1 巨额外汇增大了通胀压力
近年来，我国CPI持续居高不下并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虽普遍认为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新
一轮的经济过热造成的，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也是这次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级强制结售汇制度，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在创造一笔外汇收入的同时，央行也同时向社会投入了一笔人民币，于是名义货币供给增加，使得国内总需求增加，造成了价格水平提高，自然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3.3.2 持有巨额外汇的高额机会成本
设政府发行本国债券的利率为r，国内通胀率为π，持有国际债券的利率为r*，国际通胀率为π*，人民币升值受益为E，则持有国际债券的实际净收益为：(r*-π*)-(r-π)-E，由于r*，π*是外生变量无法控制，我国央行只能通过压低国内名义利率r或提高国内通胀率π使持有国际债券的实际净收益提高，却造成了本国存款人的实际财富贬值。

况且，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美元持续贬值的过程中，即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净利差收益较高，也仍难以抵消其“价值蒸发”的损失。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结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经济政策凸显出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出口导向的新重商主义特征，虽然这些政策带来了我国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近年来却也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我国应改变过去对重商主义的倚重，调整现有的贸易政策，引导我国经济重回正常健康的发展轨道中。

4.2改进思路
4.2.1既有干预，更重市场
先进国家的经验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也有“度”的问题。

90年代“日本病”(重外轻内、产业空洞化、金融社会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国内某些产业的过度保护或干预所致。

在中国两干多年的政治传统以及近4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下，政府在转轨经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不平等国际分工以及国际保护主义流行的大背景下对某些幼稚产业以及事关国家安全的产业进行保护也是必要的。

但要认识到，市场竞争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推动力，不能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而应当逐步弱化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向市场化价格调节转变，辅之以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等，实现科学发展和宏观稳定，并把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新重商主义战略调整的关键环节。

4.2.2既要重工，也要重融
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自身经济基础仍很薄弱之时，就已经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剧烈外部冲击。

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后发优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业化，通过技术进步尽快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避免沦为发达国家低端品供应地的境地；另一方面要重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面对当代发达国家以“重融”为特点之一的、更高层次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可以探讨制定“国家金融战略”，有序推进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兼顾本国金融的发展和安全双重目标。

4.2.3既要重商，更重富民
早在330年前，亚当•斯密就这样批判重商主义政策：“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惟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得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得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

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得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得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做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做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亚当•斯密，1776)。

亚当•斯密关于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消费的观点值得深思。

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中国现有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保护某些国家垄断企业和出口部门利益的(事实上也是政府利益)，这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长期坚持，否则对当代消费者的福利损害太大。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基本国情不同，是完全有可能以国民福利的改进为目标，兼顾内、外两个市场协调发展的。

4.3 改进建议
针对于重商主义给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3.1 调整出口鼓励措施，发挥进口优势
我国对出口和外资企业的补贴政策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宏观调控，恢复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

着重推行鼓励进口的政策，适度减小对出口的依赖，实现进出口相对平衡，通过巨大的进口优势来补贴处于劣势的出口产品，降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

4.3.2 提高劳动者工资，减小收入差距
我国由于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劳动者工资造成了内需不足，国内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使得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

此外，由于我国收入差距悬殊，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穷人偏低，进一步限制了国内消费需求。

因此应提高劳动者工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由于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安，使劳动者敢于消费，加大内需，繁荣国内市场。

4.3.3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加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必须放弃原有的粗犷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模式转变，加快“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大力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护企业的专利权和技术的知识产权；设立专项创新基金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4.3.4 合理管理和利用外汇
实施改善外汇储备结构的措施：一是放开强制结售汇制度，允许民间持有外汇；二是降低美元资产比重同时提高其他币种的资产比重，此外适当增加黄金储备。

大幅度增加对先进技术、稀缺资源等我国无力发展方面的进口。

设立外汇平准基金或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对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

4.3.5 调整外资引资政策
合理利用外资，引导国外资本投资我国无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导国外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国内整体消费能力；允许外企在国内上市；逐步消除内、
外资两部门的差别对待，在目前内、外资税率同等化已实行的情况下，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